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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依赖是与非 　　深化国企改革之际，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面对国资依赖的情结，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2016年1月，在民企强势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对国资第一大股东的坚持、不欢迎民企成为第一大股东的表态，引起巨大争议。客观上，股权结构无标准、完美的模式，但对企业家而言，国资依赖既有现实存在的必要性，又在实际效果上具有一定复杂性。 　　红利多多 　　地位身份安全，资源获取便捷，职业回报长期稳定……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带给企业家的“红利”，可谓多多。 　　某种意义上，相较非国资，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更有利于企业、企业家个人的“安全”――王石的提法是国情。他称想做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既然举足轻重，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民营，举足轻重就会有危险。你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但也要有中国国情、社会主义体制国有企业的成份”。 　　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在要素驱动增长的时期，确实有利于企业发展，从而利于企业家履职。例如在土地、资金、政策、补贴等方面，国企相较民企可谓优势得天独厚。可以管窥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发布报告称，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少支付利息2.8469万亿元，少交地租3万余亿元，少交资源租5千余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总计6.4767万亿元，远大于四万余亿元的企业利润总额；最终上缴国家的6%的利润，95%都回流到了国企。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2016年2月称，“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市场经济也搞了20多年，尽管民营企业贡献良多，但始终不能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以国有垄断为基础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民营企业依然是自生自灭的草根群体，依然是没有爹妈的孩子”。 　　不出事的话，职位、待遇稳定――能上不能下、收入能高不能低现象普遍。国资对高管的约束力度较弱，远未市场化。如今，一些央企领导人，在同一家央企任职最高职位超10年。具有一定“级别”的企业负责人，还多了一个政商转换的绿色通道。而在民企，平庸的职业经理人乃至创始人可能随时被驱逐。 　　体制之困 　　然而，国资依赖对企业家来说，也意味着特别的责任，履职时间有限、激励不足等，以及角色尴尬、职权的不完整等非市场化的限制。 　　特别的责任，即经济责任外，还需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这是不小的压力。央企中国建筑总公司总经理孙文杰64岁卸任时称，“作为承担着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企业主要领导，我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任何时候都来不得半点的懈低轻松。” 　　到龄退休。2011年，任志强以60岁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华远集团是北京西城区国资委旗下的独资企业，没有混改，他标准地落幕于传统国企干部管理体制。民企，到龄退休对企业家来说显然是非市场的落后安排。以往，到龄退休的制度，刺激一些国企高管出现“59岁现象”。 　　激励方面，整体来看不足。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之前，任志强作为华远地产董事长的薪酬受到限制。“报纸上登我的工资是700多万，按照国有企业管理规定，实际给我的十分之一工资都不到，国资委发个小条告诉我60多万或者70万，我只能拿那么多。现在国资委正式通知我，以后你爱领谁的工资就领谁的工资，我不给你发工资了，可能拿上市公司的工资，如果按上市公司工资我今年应拿800多万”――这是任志强2011年4月离职华远集团后的演讲。激励不足，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可以管窥的是，众多国企高管因贪腐落马。 　　此外是角色、职权――这涉及企业家的成就、成就感。任志强曾说：“我们连职业经理人都算不了，我们只能算个丫鬟。比如我们要进行一项投资，可能我们报到只是一个（国资委）科员或科长的手里，他有权否决，说这个不能投，我们就不能投了，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丫鬟，我只是替你拿钥匙。我（有）一笔巨大的收益，他可以说这个收益我拿走了，他可以任意调拨、拿走。所以你只是个丫鬟。”这种情况下，国企企业家往往和国资监管者有很多复杂的博弈，劳心劳力。 　　种种非市场的限制，让企业家的价值感、存在感大打折扣。2015年，60岁的刘晓光卸任国有独资企业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这是对首创集团做大做强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导者。有报道称，刘晓光表示，“在国有企业，有能力是一种痛苦”。 　　平安之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30多年改革下来，不少国企合规实现了民营化，其间一些企业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型案例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1988年成立时中国平安是国企：两家国企中国工商银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分别持股51%、49%，马明哲作为招商局的股东代表任董事、总经理（1994升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改任董事长兼CEO至今）。1992年，马明哲与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就中国平安股权问题进行讨论。马明哲说中国平安打算花时间完成股权的结构合理化、分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