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开题汇报.doc

PAGE  PAGE 12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这是我读博士一年级时写的开题报告，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题 目：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 报告人：温春来 导 师： 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 目 录： 一、问题与学术史 二、基本思路 三、材料、方法与计划 四、论文章节目录 五、参考书目 一、问题与学术史 本研究拟综合考察明清时期黔西北区域 本文所讨论的黔西北区域系指今天贵州省的毕节地区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后文对此将有更清晰的界说。 的土司制度、则溪制度、卫所制度及其兴衰，揭示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本被视为“化外”、“异域”的黔西北地区逐渐变成了官员、士大夫眼们中的“化内”、“新疆”），以此回应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化内”、“化外”、“向化”、“非中国”、“内地”等词汇频频出现。这些词汇蕴涵着传统中国独特的“疆域”、“版图”观念与族类观念， 族类、部族、部落等词亦常见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含义多样。《周礼·春官钟师》：“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郑玄注：“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云：“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汉书》卷99下《王莽传》：“莽曰：‘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魏书》卷58《杨播列传》：“ 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显然，在这些语境中，族类的意义并不相同。但文人、士大夫们很多时侯用族类一词来指称在自己眼中具有风俗、文化、种族等差异的人群，这种用法在唐以后尤其普遍，《左传》云：“（成公四年）秋……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旧唐书》卷55《李轨传》云：“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余十万，开地不过千里，既??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明史》卷320《朝鲜列传》：“倭虽遁归，族类尚在。” 嘉靖《贵州通志》卷3云：“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部族、部落等词的含义与族类相似， 限于篇幅，兹不述其用法沿革，仅举数例，《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自三代以前，两汉之后，西羌、北狄，互兴部族，其名不同，为患一也。”田雯《黔书》则辟有“苗蛮种类部落”节目，专门论述贵州境内的各种“苗蛮”。又，元人脱脱所著《西南彝论》（载《古今图书集成》卷1522）云：“黔州、涪州徼外，汉牂牁郡，西南诸蛮也。其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牧迁徙无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上述族类等词语同学术界常用的“民族”、“族群”等概念虽然相似，但其实有着重大区别。 并折射出有关中央王朝与周边族类的关系、“大一统”中国形成历程以及区域社会建构等方面的内容。检阅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化内”、“化外”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 常见的情况是，同样一个地区，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被标榜为“与中州等”的化内之地，在强调其风俗粗陋、难于治理时则被贴上“蛮夷”、“化外”等标签，有些明代称为化内的地方，到清代则认为明时尚属化外。 但其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言而喻的标准。“化内”和“化外”的界线，与接受王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有关，“化内”指的是在王朝的“王化”、“德化”和“教化”之内，而“化外”则常常意味着尚在王朝礼法制度直接影响的范围之外。一般来说，“化外之民”通常对朝廷没有纳赋服役的责任，相应地，也很少有人通过接受儒学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而在王朝体系下的社会等级结构中获得上升。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向化”的过程，可视为王朝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推行自己的典章制度，并使具有儒学“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得以表达的历史。让化外之地行内地之治，受内地之教，是王朝文治武功的重要标志，是历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之一。 帝制崩溃后，这种化外——化内、蛮荒——内地的思想模式，对民国时期的官员和学者们仍有一定影响，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沿用士大夫们的词语、观念及见解，在土司制度研究中也是如此。 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如《贵州土司现状》（《地学杂志》2年18号，1911年9月）、《四川宁远土司调查记》（《东方杂志》9卷4号，1912年10月）、《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中亚教会报》229册，1911年9月）、《云南土司一览》（《东方杂志》9卷9号，19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