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主题新解.docVIP

《孔雀东南飞》主题新解 从许多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堂教学中看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故事悲剧的叙述，折射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主题：反对封建礼教、批判封建家长制与向往自由爱情。这种主题解读主要受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解题”的影响：“它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笞；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和加以赞扬；同时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通过幻想的形式加以描绘和歌颂。”其实，文本解读应该是多元的，不能用宋先生的阐释对文本主题牢牢固定。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努力开掘文本的意义空间，在打通文本与生活的相互关系中，建构出基于自身生活经验的有价值的文本理解，体现语文教学回归学生生活世界的宗旨，并追求学生语文学习历史的合逻辑发展。另外，对主题的探究不能深陷于阶级分析的泥坑，礼教与家长制作为中华文化，似乎并非封建社会的专利，它们是超越某个社会的成为一种永恒的民族文化心理存在。当然，经历五四时期的学者有其特殊的政冶思想背景，强调反封建礼教自有深刻的思想根源。 持“反对封建礼教”者认为，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伦理纲常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向就有“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刘兰芝的被遣归可能因为触及“不顺父母”与“无子”两条。外加焦刘感情甚密引起焦母的不悦。其实，《礼记》成书年代远在汉代以前；汉代女子可以改嫁，而且改嫁现象颇为普遍。例如，蔡文姬改嫁董祀，卓文君夜奔才子司马相如，桓帝邓皇后之母先嫁邓香，后又改嫁梁纪。可见，那时封建礼教束缚并不严重；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主要体现在宋明“程朱理学”之后。 持“批判封建家长制”者认为，焦母对兰芝的刁难与对仲卿的另求（秦罗敷），以及刘兄(“长兄为父”)对兰芝的逼婚是封建家长制的深刻体现。确实，焦母的言行具有鲜明的封建家长制色彩，但是刘兄的行为则要具体分析，虽然“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指出了刘兄的性格缺陷，但刘兄的责难（指“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完全可以理解，攀高枝与求富贵的婚俗观念在现代社会依旧存续；焦母排斥而致妹妹婚姻死亡后，择优改嫁便是一个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虽然我们仍然可以指刺，现实中的婚俗观念依然有封建家长制的阴影，但是这种观念本身又何尝没有对子女的怜恤与关爱成分呢？尽管婚俗中的功利成分与势利取向大多为人们所不齿，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依旧摩肩接踵！ 持“向往自由爱情”者认为，诗歌对焦刘爱情悲剧的揭示，以及对他们忠贞爱情与反抗精神的歌颂，就内含了这一主题。这好像是不需要证明的，然而越是显而易见的话题越是需要深入推究。爱情并非感情一途，而是包含政冶、经济、伦理、责任等多重因素。爱情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冢庭乃至两个家族利益与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因此，谈自由爱情的同时要意识到对父母、家庭乃至家族的一份责任。自由爱情并不是不考虑亲人感受的无责任无约束行为，而是将自己的幸福与亲人捆绑在一起的高尚道德行动；只考虑自己的幸福而置亲人感受于不顾的，无疑是一种缺乏德性与心胸的偏执爱情。 在对上述主题解读进行批判性分析之后，接下来，我们试图探索本文主题解读的新视角。这种新视角，并非笔者的标新立异，而是从文本内容的逻辑意义出发，寻觅文本爱情故事悲剧的当代启示。 诗歌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两句，运用起兴手法，影射出焦刘爱情故事的感伤意味；诗歌“小序”中的“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也烘托出故事的惋惜与劝导意义；诗歌末尾两句“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更是直接道出此诗的劝戒目的。因此，笔者以为，《孔雀东南飞》一文的教学内容，除了文言词语与语法观象，焦刘爱情的故事性与悲剧性，以及诗歌的表达艺术（如比兴手法、铺陈与排比、对活等）外，就是诗歌的主题，即焦刘爱情悲剧故事的教育意义． 从家庭整体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能忍让，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的主题。中国文化强调“忍”字，能忍则安，所谓“退一步诲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焦刘爱情故事悲剧不仅仅是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个人的悲剧，也是两个家庭的共同悲剧。事情的起因并非由于深仇大恨，而是生活琐事引起的婆螅感情不和。爱情故事悲剧发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忍”，其实也就是性格悲剧，从焦母的故意刁难与刘兰芝的自愿遣归（“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道归”），看出兰芝的不能忍；多仲卿的“启阿母”激怒了焦母而促成“遣归”（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与仲卿“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答语，看出仲卿与焦母的不能忍；从仲卿对兰芝的误会与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