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治”：不能承受社会公正之重.docVIP

“媒治”：不能承受社会公正之重 　　在近几年发生的众多公共事件中，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表现出惊人的舆论监督力量，它们通过调查曝光或网络围观，使不少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伸张。或许，正是基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媒治”提法开始出现。 　　所谓“媒治”，是“媒体治理”的简称，意思是通过媒体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或者是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来解决社会问题。诚然，媒体的舆论监督和环境监测，能够揭开黑幕，还原事实的真相；能够惩恶扬善，推动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能够激浊扬清，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民主……媒体的社会责任在社会转型期陡然变重，这种重量甚至让媒体难以承压：很多人不去求助于法律，不去求助于主管部门，却单单盯着媒体，以为凭媒体一己之力就能实现问题的解决，可见社会民众对媒体的厚望与期待。但很多人没有想到媒体的职能和属性，媒体只能承担?t望社会的职责，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实现政府机关的社会职责，这使得“媒治”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公正的重担。 　　首先，媒体是通过暴露与揭露以实现监测社会环境的基本职能的，并没有权力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使得“媒治”不可能承受全部社会公正的重担。无论是普利策的社会?t望者还是传播学家施拉姆的“社会雷达”的比喻，都指出监测环境是社会赋予媒体的一项非常严肃和生存攸关的职责。①虽然说媒体利用媒体权利促进了众多公共事件的解决，但在事件解决的过程中，媒体只是承担起及时向公众报道社会的变动，整理和提供社会运作的信息等舆论监督职能，其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依靠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的，媒体只是充当了舆论推动的职责。事实上，新闻媒体不可能越俎代庖，更不会取代公权力，它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来促使相关权力部门更好地履职尽责，建立起更为有效和完善的制度。众所周知，媒体的性质使它很难长时间地追踪和聚焦某一事件和某一问题，而事件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正常程序。如果事件的当事者顶住压力往后拖延，事件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旦舆论监督的视线转移，社会还会回到原先的常态，一切还是会回到行政管理机关的掌控之中。因此，“媒治”只是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促进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实现，它没有权力也不可能“越位”甚或取代行政机关而实现问题的解决。而且，媒体报道并获得解决的，只是有限公平，而非普遍正义。 　　其次，媒体报道的有限性和价值性，也使得“媒治”不可能承担起全部社会公正的重担。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②福柯也认为：“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③虽然说媒体传播信息的权利因为控制了信息传播的资源而演化成“媒体权力”，但媒体关注的对象极其有限，它往往会根据媒体的需要而选择最具有新闻属性的事件进行报道，这样，只有那些变动强度大和发生频率低的事件才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不仅如此，媒体对新闻事件往往从新闻价值的角度进行处理，很容易将专业化的事件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而且只是“喊”而不是“处理”，这也使得“媒治”不可能承担起维护全部社会公正的重担。事实上，现代社会事务日渐细化，很多事情并不能全部拿到社会大众面前进行大民主式审判。 　　再者，中国媒体的性质也难以使“媒治”承担起全部社会公正的重担。“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中国媒体体制，使得媒体一方面具有“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功能，要与党的政策、方针甚或政府的决策保持一致，这使得媒体对平级以及上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显得乏力。比如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土地房屋的拆迁而引发的底层社会阶层与社会管理者的矛盾屡见不鲜，而媒体总是只能在体制范围内进行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市场化的媒体进行运作的最终指向之一。这样，各种力量相互交织，一起角力，共同建构起媒体的信息传播结构，这种媒体信息结构也难以让“媒治”承担起全部社会公正的重担。 　　由此，虽然说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媒体并不是权力机关，它只能是监督者，而不可能越俎代庖，代替政府、法院、检察院、税务局等权力机关处理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有着细化的分工，各个领域应该有自己有效的规范和监督机制，媒体只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而已。如果社会公平与正义只是依靠媒体的信息监督去规制的话，那么社会必然走向扁平化，甚或与广场政治区别不大了。 　　注释： 　　①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 李猛译：《社会的构成》[M]，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为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总台）城市频道总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