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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电影《人与兽》的记忆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总结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就是后来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因为“报告”的出笼，苏联的文学和电影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写的《解冻》重新被人重视，这正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学艺术时期的开始。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卢新华的《伤痕》一样。他们小说的标题，直接成为那个时期作品类型的代名词。 　　于是，在“解冻”的气候下，苏联出现了大量的不同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的电影，如我们熟悉的《第四十一个》《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伊凡的童年》。然后格拉西莫夫又拍摄了道德三部曲：《人与兽》《记者》《湖畔》。苏联影片就此重新为电影定义，他们开始排除阶级性对人物关系的设置，试图表达人性复杂的价值意义。于是很快，《人与兽》进入中国。那时候母亲朱微明正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职俄文翻译，一天，她接到任务，去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为《人与兽》做同声翻译。对于母亲来说，这变得那么重要，因为长期以来父亲的“反革命”身份，让她在厂里抬不起头。虽然她只是接受一个翻译任务，可是这任务的安排，已经寓意着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组织对她的重视。因为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小礼堂放映，一般都是上面有重要人物要来，是他们在点名看片。这是属于内部放映，非同一般。 　　今天看来，真实的状况里，并不一定赋予它那么多“被重视”的意义。可是当母亲长期被人歧视，在翻译了70多部苏联影片以后，几乎很难在演职人员的名单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时，那份屈辱，时时提醒着她的“历史污点”：没有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她必须为自己找到合理的生存定位。所以，下意识里，她会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来掩饰现实。一个职业性的工作安排，会让她变得快乐，我们小孩也会因此感受到家庭气氛的变化。那终日朝北没有阳光的小屋，突然有了生气，母亲开始在那里翻箱倒柜，我站在边上也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把压箱底的深蓝色全毛哔叽的列宁装拿出来了，当衣服套在她身上时，浓郁的樟脑丸味道扑鼻而来，它替代了香水味。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早就忘记了香水的意义。她穿着这身衣服，不像一个知识分子，更像党的干部。但是，她是真的快乐，于是，那双小羊皮的靴子，也被擦得锃亮。一贯严肃的母亲，这一天却对我们笑容可掬，大概是因为这身打扮让她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或许她由衷地有一份骄傲和快乐。总之，她对着我们孩子在微笑。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在外面玩，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因为我不喜欢我们的家，家里有一种无声的压抑，黑黑的屋子，破旧的家具，那些从单位租赁来的桌子板凳，犄角上都会被打上一个小铁皮，小铁皮上写着家具的编号。屋顶上吊着一个40瓦的灯泡，有时白天都开着灯，电线会在空中晃晃悠悠，把别人的阴影投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回家就要趴在那里做功课。父亲在劳改，母亲是不坐班的，所以她整日在家背对着我们，趴在她的小桌前不停地翻译。那时候她似乎有永远都翻不完的东西，因为她正偷偷地翻译着苏联小说，挣外快，贴补家用。为了不让单位里的人知道，她改用了一个笔名，叫方煜，意思是“微明”，这是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所以在家里，我们是不能随意发出声音影响母亲工作的。一个被社会鄙视和唾弃的童年，不知道被人尊重是什么感觉，低人一等变得很正常。只是，母亲要去给重要人物做同声翻译，这些事情也会让我们有一种“被抬举”的感觉。那天，我早早地回家了。母亲依然背对着我们坐着，在那里翻译，可是，从她的背上都能读到快乐，因为她没有脱下那件全毛哔叽的列宁装。妈妈问我：今天怎么那么早就放学了啊？ 　　我问妈妈：你的同声翻译译得好吗？ 　　她假装平淡地回答我：还行，他们都听懂了，就是我老是把野兽，念成“哑”兽，开始他们不大懂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了。因为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好。 　　电影讲的是什么啊？ 　　讲啊，讲的是，老虎狮子都是有兽性的；但是兔子的胆小、懦弱，也是一种兽性。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人性。 　　人性是什么？ 　　人性就是有思想的，和动物不同，会想事情，是有道德和良心的标准。 　　好深刻啊！于是就从这似懂非懂的一刻开始，我对格拉西莫夫充满了崇拜。后来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学校放《人与兽》，我特别激动地到处跟同学说，这是我妈妈翻译的。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可是童年的记忆、虚荣，一直渗透在血液里，似乎这些虚荣的意识，可以颠覆我被歧视的感觉。我早早拿着小马扎到食堂里（我们的内参片都在食堂里放映），一开始的演职员表上，我没有看见妈妈的名字，后来看片子就老觉得不踏实。影片结束，全场都在鼓掌，而我却在滚动的字幕栏里寻找母亲的名字，最终没有看见。灯亮，一个同学走向我：没看见你妈妈的名字嘛！我说：他们就没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