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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新闻缘何频发 　　反转新闻又称逆转新闻、新闻反转剧等，通常用来指称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类现象。近年来“反转新闻”成为网络舆论场中一大显著现象，尤其自2013年以来，相关新闻事件频发，业界反思和学界研究也开始急剧升温。以“反转新闻”为关键词检索，百度检索结果约250万条，谷歌则超过300万条。2015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以半个版面深刻探讨这一话题，并发问：舆情反转――谁在制造，谁在传播，谁在受伤？还没等答案沉淀，刚过去的2016年上半年，就有包括“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东北农村‘礼崩乐坏’”等新闻反转剧轮番上演。 　　通俗而言，反转新闻是前后报道在事实呈现和价值评判等维度产生显著的偏差，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广义来看，反转新闻中也包含了部分虚假新闻（如东北农村“礼崩乐坏”）和营销炒作策划事件（如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以及伴随更多信息披露而导致的事实和性质转换的事件（如黑龙江庆安袭警事件）等。反转新闻作为上位概念，对其认知和应对不应当简单套用虚假新闻和营销炒作的框架，尤其对于第三类反转新闻的认知，更要遵循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 　　反转新闻的原动力和产生机理 　　在不少分析研究中，都将反转新闻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丧失、对受众求新求异心理的迎合和自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等。这些分析都没有错，但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反转新闻本身的性质，即事件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并且有不断补充披露的信息消除事件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反转新闻发生的最基本的客观规律。如果事件不再变动发展，也没有更多信息被挖掘和披露，反转新闻自然就失去了反转的原动力。 　　对于虚假新闻和恶意营销，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已作出明确规定，这里我们需要着重考量前文论述的第三类反转新闻。有研究者对2013年的十大反转新闻进行分析，将反转新闻划分为官民冲突型、国民素质型和公共道德型，并提炼事件属性概括为弱势群体与公权力的冲突、道德自我矮化和消费“真善美”。这一思路提示了在反转新闻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规律，对于它们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反转新闻发生的机理。 　　拉斯韦尔曾经提出，传播在社会中有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和传递遗产三大功能。当媒体发挥这些功能，将现实世界通过新闻报道进行呈现时，就很容易出现李普曼所言称的“拟态环境”问题――媒体建构的“现实”往往与我们生活的“现实”并不重叠，甚至大相迥异，但受众已经习惯将媒体报道中呈现的景观当成周身的现实。这便导致了刻板印象的产生，很多群体被标签化和污名化――无官不贪腐、城管会打人、大妈爱碰瓷……同时，新闻报道的求新求异与现实社会的平淡无奇之间的张力又会在话题把关和属性选择上加剧这种成见，从本原事实到受众接受的信息，层层过滤、扭曲、失真，反转新闻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转新闻的道德批判和情绪宣泄 　　刻板印象也好、标签污名也罢，这些都不是反转新闻发生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事件本身变动和发展基础上，更多的补充信息纠偏了早期的报道偏差，才是反转新闻产生的根本原动力。另一方面，信息本身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而运动也是永恒的。如此说来，反转新闻应该是“常态”吗？当然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贴标签式的道德评判和纯粹的情绪宣泄才是始作俑者。 　　不是所有的反转新闻都会成为网友受众关注的公共事件，这与事件自身的性质有关，往往涉事主体显著、与常识相悖、前后反差鲜明以及付出的信任成本高昂的事件更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反转新闻不是网络时代的“专利”，但网络环境和自媒体时代是反转新闻滋生的绝佳温床，当前互联网确实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反转新闻的频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集体焦虑心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件看似普通的社会道德事件会主导未来数日网络议程的走向。在自媒体时代，自由表达几乎没有门槛，民众对于官民冲突、社会道德等事件的品评更加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贴标签和情绪化是最直接有效的表达，因而网络舆论往往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如果后续信息否定了前期的“事实”，欺骗感、剥夺感就会将一边倒的舆论带向另一极端，反转新闻在事实和情绪两个层面都找到了出口。 　　反转新闻推动网络舆论的自净与纠偏 　　频发的反转新闻究竟是让媒体和民众不断“打脸”难堪，还是彰显了网络舆论的自净与纠偏机制？对于前者不难理解，但我们同样也应该注意到，经历了各种大跌眼镜的反转新闻之后，在“和颐酒店事件”和“雷洋事件”爆发时，民众越来越小心谨慎地对待网络热点事件，对于存疑信息也一改往昔盲听盲信盲从的习惯，在众声喧哗之中，渐渐显示出更加独立的思考意识和批判精神，这对于当前的网络文化环境建设似乎更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几年前，在微博成为中国最大的信息和舆论生成平台的时候，各类真假信息泥沙俱下，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诸如“微博无影灯”等概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