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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 　　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打击非法出版物，这是现代文化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现代人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也付出很大代价，“道”与“魔”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呢？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别忘了，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古人在这方面的不省心事，一点儿也不比现代人少，现在我们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 　　《清明上河图》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还不能说有严格意义上的出版业，书都靠手抄，因此在先秦两汉乃至魏晋时期，书都是奢侈品，“我遗子，惟一经”，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本经书，听起来轻巧，其实真是这么容易吗？非也，那时候留下一套书给儿孙，如同留下一套豪宅。一本书的存在感比现在的书本强多了，司马相如给汉武帝上一篇文章，几千字装满了一马车，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 　　科技，只有无所不能的科技，才能改变读书人的命运。先是纸张问世，接下来它的亲戚：印刷术，这个神技一出现，普通读书人眼前出现一道光芒。因为知识便于携带了，也变得便宜了，当然，抄书的人也失业了，当年班超投笔从戎，其实就是不想当抄书人了，他转型忒快，在印刷术出现前几百年就跳槽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出版业。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出版商。 　　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它有一个实体依托，就叫书坊。它既有生产车间，又有销售门店。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在当时到底有多牛呢？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 　　苏老师是读书人，当然会注意到书本的生产和流通情况，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诸子百家”的书籍，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日传万纸”，每天印刷量上万页。这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正因为技术上的突破，书本就能进一步普及，于是当时市面上的书本既多而且容易购买，“多且易致”，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儿，为啥？无他，只是因为知识更容易购买！ 　　那么，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一下：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原来，就在鲁智深看菜园子的附近。想当年，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奇妙啊。 　　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的话，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店主在柜台内，着深色衣，购买者在柜台外，着白衣。似乎正在讨价还价。 　　宋朝的“二维码”：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 　　既然有了出版商，那就得有广告，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为了销量，为了市场，脑洞不大开不行啊。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随时方便读者扫描，当然，现在用手机扫描，过去用眼睛扫描。 　　最流行的“二维码”叫做“坊号牌记”，是一个小标记，或者是一个小框框，里面印着说明文字，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着字。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这字也不能太多，一行就够，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续玄怪录》的玄幻鬼怪小说集，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也就是说，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地点就在太庙前。如果你觉得好，欢迎下次再来购买。 　　有时候，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消费者的互动，告白的信息量更大，感情色彩也更浓。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钱谦益，喜欢收藏宋版书，他为了心爱的女人柳如是，曾经卖了一套宋版书为其建豪宅。有一回，钱大才子翻阅一本宋版书《抱朴子》，居然发现一段五十字的出版商告白，是南宋初年的，这条发自500年前的信息，读得钱谦益泪流满面。告白说：我们荣六郎出版公司，办公地点以前在东京相国寺的东面，因为大宋南渡，现在搬迁到临安府的瓦南街东，“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继续开印卖书。请各位放心，我们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东京的版本，保证质量，不会有半个字的差错，“无一字差讹”，各位亲爱的消费者，敬请光临，多多关照，“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还标明了日期。 　　短短几行文字，见证了家国的兴衰，行业的发展，钱谦益结合自己当时的处境，不流泪才怪。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向官府注册，上诉请求保护 　　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权，有版权就得申请注册，以得到官方承认，然后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这种行业状态，在宋朝已经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