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docVIP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曾和美国、中国内地以及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于美国学生和港台学生来说，胡适无疑已是个过去的人物。但与中国内地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2012年，距离胡适逝世已整整50个春秋。近年来，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巨擘的研究，在中国内地正重新成为显学。 　　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坚持民主的道路、对异己的容忍态度以及认清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都是胡适留下的思想遗产。胡适始终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曾有“胡适是蒋介石御用文人”的说法，但从新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找到反证：胡适逝世后，蒋介石表面上送了一副挽联，却在当天日记中写，自己“反攻大陆”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了。这样的胡适怎么可能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和把握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首先是坚持民主的道路。五四运动提出了两个最响亮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可是当时一直有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德先生”，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观点和当时蒋廷黻、丁文江这些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始终坚信民主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二战早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大独裁者，使德国、意大利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很多人怀疑中国是否也应该走这种道路？胡适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他看来，民主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他甚至将民主称为“幼稚园的政治”，是最容易施行的。胡适认为不能用诸如中国人口太多、教育程度低、交通不发达等种种借口来说中国人还不配施行民主。胡适说，民主当下就得开始，也许开始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但人们会在错误中调整和学习，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始终不施行民主。 　　还有就是对异己的容忍。借用伏尔泰的话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胡适说过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他晚年说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听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容”和“忍”两个字要分开来看。中国人“忍”有余而“容”不足。中国人“忍”的功夫很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一种“忍”。“忍”是一个弱者对于强者的态度――我没有能力抵抗你，只能忍耐。“容”则是包容，是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忍”是一种隐忍，是勉强的，包容则代表了宽大的心胸。所以中国人更需要的是“容”。 　　胡适的意思是说，笔杆子的力量不见得比枪杆子来得小。所以枪杆子固然需要容忍，笔杆子也需要容忍。这当然是很高的境界。“当道和人民之间谁应该容忍？”这也是胡适那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发表之后，周策纵与殷海光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允许不同的意见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中。我们不求一致，而要追求多样并存，要允许思想的多样化。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始终在忍，忍得够了。我们希望有权力的一方能够“容”。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在于更进一步地体现一种信心和包容。 　　除此以外，胡适还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呢？还有，就是要分辨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个概念。他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国家是千秋，政党只是朝夕。政府和政党有更换，国家则是千秋万世的。“国”是在党和政府之上的，我们应该爱这个“国”。所以他在抗战时期去做驻美大使时，一再强调他是在为中国服务，是为了中国的抗战，而不是为国民党，更不是为蒋介石。 　　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保守 　　他认为对于外来文化要有充分的接纳。胡适的意思是说，两种不同文化接触的时候，每一种文化自身都有惰性。这种惰性是必然存在的，它可以保留住每一种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你不需要特意去保留，它就会在那里，不会因为两个文化的接触消失掉。有人认为胡适可能对祖国的文化没有信心，其实不然，他对于每种文化都有充分的信心。在他看来，中国人不会因为吃吃西餐、看看外国电影就变成外国人。你看看香港，没有比香港人西化更深的中国人了，150年的殖民地，但你到香港去，却能感受到香港人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在接纳外来文化时，不要先存着取长补短的意识。应该先尽量接纳，接纳后自然会有一个筛选，会呈现一个中国特色。所以在胡适那里没有“体用”之说。在我看来，他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在西化的过程中，终于打破了所谓“体用”的概念。 　　胡适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保守。这与他受杜威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杜威对他最大的影响，是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局部的改变，而非通盘的改变。所以，在政治上，胡适相信现有的制度有它存在的意义，应该在现有制度上做一点一滴的改变，而不是全然推翻。但是胡适的这种态度也有一个例外，他对于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还是支持的。他曾经认为如果戊戌变法能成功就更好，但他后来还是觉得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