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导读.docVIP

《法律的文化解释》导读 ——解析法律文化概念 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由三联书店于1994年出版并于1998年再版的梁治平主编的《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中国过去10多年来理论法学研究中，最有学术自觉、注重学术传统、并因此也是最具有学术个性和学术分量的一本著作，这是一本编著性质的著作，但绝对不同于一般的编著性质的著作。全书主要由10篇文字构成，其中编者本人的4篇，即“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代序）”、“法律的文化解释”、“法辩”、“礼法文化”；美国作者的5篇文章，即其一，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其二，格雷·多西的“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世界立场”，其三，亚伯拉罕·艾德尔伊丽莎白·弗罗尔的“关于法文化概念的若干思考”，其四，宋格文的“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其五，安守廉的“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德国作者的1篇文章，即根特·弗兰肯伯格的“批判性比较：重新思考比较法”。单从题目来看，这些文章似乎缺少统一的主题，但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服务于特定的主题：用文化来解释法律，正如本书的题目所召示的“法律的文化解释”。 一、“法律文化”概念解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文化热，人们提出种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法学界也提出了一个法律文化的概念，并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但是，按照朱苏力的说法，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并没有取得尽如人意的成果。相反，法律文化的研究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典型的倾向有两种：其一、法律文化的研究往往是对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重新包装，使之得以作为自己的研究发表、销售的一种方式。一些对古代思想家、学派的法律思想或古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仅仅因为贴上了一个文化的定语就变成了法律文化的研究。由于没有独特的研究视角，这种法律文化研究不可能构建出其独有的研究对象，显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推进学术发展。其二是在所谓的比较法律文化研究，文化成了一种掩盖学术能力之缺乏的大旗。研究者往往仅仅指出中西差别或古今差别，然后就用文化这个概念解释了差别。这样一来，文化就变成了一个百试不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器，同时又是一个随时可以退身坚守的阵地（若要问“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回答是“文化”）。因此，法律文化的研究并不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的理解，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而梁治平对法律文化的诠释，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刘作翔先生称之为“方法论法律文化观”。 那么，什么是梁治平的文化和法律文化呢？用梁治平先生自己的话说，“文化”的定义很多，他比较倾向的是吉尔兹一派的观点，即把文化视为一个符号学的概念，认为文化就是人们自己编织并且生活于其中的所谓“意义之网”。每一种文化都体现了一种安排秩序的观念，不同的文化体现的是不同社会中发生的独特的安排秩序的观念。“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从方法论角度去定义“法律文化”研究的一种尝试。其实，把法律文化视为一种方法论，是梁治平先生学术逻辑发展的必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过一个原则：“用法律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他说他的这一原则是由孟德斯鸠的“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的原则改造而成的。在“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中他进一步指出，以往有关法律文化的论述和定义、主要是从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入手，从表面，表面上看，这类做法增加了法律文化概念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它可能降低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这样被如此限定了的法律文化变成了法律研究或只是法律社会学领域内的一个小小分支，它要在已经十分拥挤了的学科领域内为自己争得一席合法的位置，因此不能不先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更为严重的是，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为关于对象的思考所取代，在寻找和确定适当范围的过程中，法律文化概念可能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就逐渐被掩盖或消失了。正是这一缘故，他宁愿把“法律文化”首先视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中，他指出：在中国大陆，法律文化的概念只是最近若干年才流行起来，不幸的是，几乎从一开始它就被滥用和庸俗化了。因此，他尽量避免再使用这个词。不得已使用“法律文化”是在他惯常赋予它的比较特别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所谓惯常赋予它的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立场和方法”的意义。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中他对法律文化的解释是；“把应用文化解释方法的法律研究叫做‘法律文化’”。 着眼于立场和方法的“法律文化”概念至少包含有这样一些意思：首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被认为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部分，它不但能够用来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传达意义。因此，把法律简单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技术是不可取的。法律也是符号，它在任何时候都体现价值，都与目的有关。因此，法律研究并不能一般地满足于对法律的功能主义的解释，而是要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