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朝阳马长鹏律师—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docVIP

 PAGE \* MERGEFORMAT 7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 作者：辽宁朝阳马长鹏律师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一，历来就得到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所谓证人证言，就是一个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器官对案件客观情况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实陈述。它不同于其它刑事证据，具有不可选择性。由于感知是证言形成的基础，只有亲自感知了案件情况的人才能成为证人。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其一旦发生，就注定成为历史，而时间的不可回复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事先通知有关人员去感知案件的真实情况，所以证人都有特定性。正是基于这种不可替代性，各国在立法中都没有证人回避的规定，而且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都存在证人优先的规定，即证人一旦出现与其它诉讼参与人发生角色竞合时，他只能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刑事诉讼要达到公正，除了审判实体公正外，还要求程序上的正义。让证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辨双方的询问和质证，为控辨双方提供平等的机会，这本身就是审判程序正义的标志。 　　证人证言的这种重要性，使得许多国家都把建立健全自己的证人制度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历史、人文等观念的差异，与其它法治先进的国家相比较，我国证人制度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尽管我们近几年来逐步加大了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但证人制度的缺陷始终成为这种改革的阻力点，虽然我们对证人制度的改革也在进行着不间断地探索，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还停留在表象层面。刑事审判要想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就必须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证人制度，从立法上为证人制度的全面完善提供强有力的国家保证。当然要想达到理想化的完全公正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一步必须迈出去，我们应该吸取其它国家成功地建立证人制度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地完善自己的证人制度。 第一 证人界定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证人资格界定的明确规定，只在第四十八条中从义务角度有如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从这个定义仅仅可以知道，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正常人都可以是证人。但这种规定比较笼统，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它既没有界定证人的具体范围，在语言表述上也含混不清。因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是很多的，比如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等。但很显然，不论在哪个国家，本案的主审法官及控、辨人员都是不可能成为证人的。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明确将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与证人证言并排列入刑事证据之中，这就给人们以误导。严格来说，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也是一个自然人对客观事实的感知，他们的结论也是一种证人证言，只是这种证人证言不是直接证据，而大部分是一种意见证据，即他不是亲身在案发现场感知，而是凭借个人的特殊知识经验，通过事后对案件的勘验、鉴定而对案件情况的一种感知，尽管我们应该排除直接证人对案件的意见证据，但这种证人的意见证据应该例外，因为它对帮助法官了解案件真实情况会起到很大作用。如此看来，我们的证人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而不应将证人又分为直接言词证人和意见证据证人两大类，这对我们建立完善的证人制度也是相当重要的。既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我国警察不出庭作证就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了。尽管因为职务上的原因，警察大部分时间是以正义的守卫者形象出现的，但从法理上看，在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等行为时，警察也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对案件真实情况有直接感知的人，尤其是直接在第一现场将嫌疑人归案的案件中，警察更成为主要的证人之一，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证人。如果警察都以职务行为为由拒绝出庭作证，那么审判的公正性将会大打折扣，对犯罪嫌疑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失去了在法官面前同其犯罪行为见证人质证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对证人的概念重新进行界定，严格来讲，除主审及控辩双方力求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其它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除在证人系列之外。 　　 第二 证人免证制度 　　在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证人免证权的明文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可以拒绝作证，但在实践中还是有诸如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知悉的被告人的秘密，除对国家和社会利益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外，拒绝作证并不会受到法律追究的例外。所谓免证权，就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或促进某种关系或利益，法律赋予证人依法对自己掌握的有关涉及案件的事实不予陈述，有拒绝法庭对其调查询问以及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权利。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其它国家的免证权的立法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我们自己的免证制度。 　　首先，赋予近亲属免证权。近亲属的免证问题在我国古代就有先例，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家、国一体，直系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