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青春之歌》带来的喜悦和期盼.doc

PAGE  PAGE 10 歌剧《青春之歌》带来的喜悦和期盼 　　者2009年9月18、19日两度观瞻歌剧《青春之歌》，其成就甚可喜，但更让我充满期待。 　　一、选材精、应运而生 　　2009年适逢杨沫的原作问世50年，也是同名电影问世50周年，种种历史机缘不期而遇。该文本实现了从小说、电影、话剧、戏曲、电视剧到歌剧的换代升级，他类艺术从戏剧性上为歌剧累积了巨量经验，以歌剧表现青春和信仰主题，时机已成熟。它至少带来了四个零的突破：1.北大有史以来首部原创歌剧，北大歌剧研究院据此有了产、学、研创业发展模式的首块基石；2.圆了中央音乐学院近半世纪的《青春之歌》歌剧梦（1960年始，“中央院”几度有人为之谱曲未果），唐建平交的答卷足慰先贤；3.这是中国歌剧研究会重整旗鼓后直接关心下催生的首部有影响的作品；4.2009年产生的大量中国原创歌剧中其成色相对较高。 　　这部“学校歌剧”更是“教育的歌剧”。学校歌剧是自1905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华侨学校倡导“学校剧”以来众多思想家和教育家寻求的一种理想型美育形态。北大选此老而弥新的题材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就内涵、社会影响与主旋律题材要求来说，他们真正找对了路子，因为百年以来，自由、民主、进步和爱国这些“民族魂魄”一直在北大弦歌未绝，北大歌研院既已成立，演好这般家史，矢志不渝，自然责无旁贷。作为寓教于乐的高级艺术形式，歌剧最能凸显出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和光荣传统，即便在当前道德水平与价值体系下，亦可使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在怀疑与否定论中得以延伸。其更重要现实价值的是，该剧以音乐戏剧再次叩响青春话题，适时回应了当下社会的信仰迷失与价值失衡，以情感的召唤力引导当代青年从中深刻地认识人生价值的历史考问，向每个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青春可贵，我的青春怎样度过？我的祖国怎样成为青春中国？我认为，这部北大歌剧的诞生不仅值得那些早就开设歌剧课却长期缺失原创作品的院校从中获取经验，更值得以创作中国歌剧为己任的国有院团丢开“等米下锅”的旧习俗从中猛省：一所高校就能出此等大作??人才济济的“国字头”歌剧院却为何长年闹“剧本荒”呢？《青春之歌》的答案是，人的青春正如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海才不干涸，才能体现生命意义，汇出时代交响。在运筹该剧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企业界和国内多家艺术院团都为之倾情付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版权支持也表现出难得的睿智。这说明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去努力，原创歌剧就能进步。 　　艺术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多维融合 　　创作方存在这种共识，让爱国的青春主题在青年中传唱，力争让音乐成为经典，哪怕个别片段留存下来也不算徒劳。这明确地回应了以往一些作曲家创作中大量采用现代技法造成的负面效果――观众不买账，音乐难流行、投资方血本无归。重回到建国17年中国歌剧以旋律性见长的“投巧”式思维模式中――观众喜欢就是一切。创作有自己的立足点。就主题需要和艺术性可能而言，正面人物林道静、尤其是卢嘉川这两个主角思想的高贵与鲜活的品质要具有永生的艺术价值，由这俩角色激发出的群众性合唱成为该剧中最具有史诗性意义的场面，一旦这种大型群众合唱存活下来，后世也就能留下余响。在主要人物唱段和音乐主题确立之后，再补充和架构其他人物、安排剧情。这样一来，过去歌剧中充当主谋的编剧就退居到了次要位置，编剧最拿手的更是在这些唱段的文辞表达上下足功夫。该剧在编剧、作曲、导演上的表现出以下特色： 　　1.剧本和词作的青春味足。歌剧的基础是“戏”，编剧负责从原始文本中的人物、情节、动作、冲突、场面等环节提炼出巧妙的骨架。从整体演出效果上看，编剧强调弱化剧情、直截了当地突出主要人物的核心唱段，情节的流畅性、感情的可抒发性与易抒发性、主题的明确性等因素被一一考虑到了。剧词中最重要的字眼是“青春”二字，这个“剧眼”（笔者将戏剧文学的文眼称为“剧眼”）与个人理想及社会集团产生了种种纠葛。编剧围绕这个“剧眼”在不同人物形象和性格的表现中进行了相反、相近和中间地带的多重阐释，使不同的价值观与他们所依托的集体――合唱中（主要是正面的进步群众，反动派的形象没采用合唱表现）产生碰撞与多层次组合，使林道静对青春意义的认识在戏剧冲突中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卢嘉川对青春的认识延展到了他对青春中国的坚定向往；余永泽所代表的青春却不太明显，他追寻的是传统书生明哲保身的哲学；反派人物胡梦安对青春的理解则完全是反动的。正是因为紧扣住了这个“剧眼”，音乐的抒发才获得了余音绕梁的剧场效果。这是每位观众获得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感受，值得肯定。鉴于歌剧剧本简约性之需，编剧把电影剧本中的江华删了去，将其形象和大量富余笔墨并于卢嘉川一人身上，集中丰富其形象，这样做，是试图使作品形成独具一格的歌剧叙事结构，以之有别于以往各种同名戏剧和视觉艺术体裁。 　　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