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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选编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风雨百年;在中国,自公元2 世纪东汉末出现律学教育,至7~12 世纪唐宋两朝有过一个比较繁荣阶段之后,到元代官方的法律教育被正式取消,一直到清末,法律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正规的教育科目之外。
即使中国中世纪的法律教育,也是以刑律为主要内容、以科举考试策问为主要形式、既不能称之为学校(School) 又不是大学(University) 类型的、以从属于经学为主要特征的法律教育。因此,中国近代以后的法律教育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从19 世纪60 年代起, 随着洋务的兴办, 在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大量引进的同时, 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制度也随之不断输入。
1867 年12 月,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教育机构, 同文馆决定聘请已经在馆任英文教习的丁韪良开设国际法方面的课程, 并将其作为一门专门课目正式确定下来。这既标志着西方法文化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国封建教育的神圣??堂, 也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宣布吸收西方法文化的开始。
这为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他洋务学堂讲求“公法学”树立了榜样, 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法律教育内容的最早尝试。;清末新式法学教学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学,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并不断推动着近代法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逐步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通过各种部门法的制定和修订,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模仿大陆体系的法律体系。;一、中国近代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文馆,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1、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学;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馆教习,时有学生10人。该馆作为我国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高校,在后来的教学中,科目设置由最初的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发展到开设有关自然科学、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课程,不过,类似于今天意义上的法学专业还不存在。
由于外交活动的实际需要,法学科目仅限于国际法,并且为便于学生将来工作中的掌握,国际法课程也只开设于学生毕业的前夕。法律教学活动的开展使得国人以国际法为切口,开始较系统地从“学理”的角度来研习近代西方的法学知识,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也正依此而逐渐地萌芽。;2、戊戌变法前后近代法学教育与法学较快发展;1895年,盛宣怀筹划的天津中西学堂自举办时起,即于学堂的章程中举列了“律例学门”,初步具备后来的法律系的形态。
律例学门在课程的设置上,继上海格致书院之后,进一步突破“万国公法”的范围,扩大到“大清律例”、“法律通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法”、“英国罪犯律”、“商务律例”等法学科目。;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盛宣怀在举办天津中西学堂时, 直言不讳上书朝廷批评同文馆之得失, 认为其教育“虽娴熟其( 外国)语言文字”, 而对“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小道可观, 而不足以致远也”, 建议学堂的设立应“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
因此, 天津中西学堂自清政府恩准设立起, 即于其头等学堂中设有律例学门, 法律作为一门专门科目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正式设置。;3、20世纪初传统封建法制体系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制体系过渡;仅1901至1902年间,各省就筹办了山东大学堂等18所省级大学堂。很多学堂都开设有法律方面的课程。在实行专门化法学教育的学堂方面,除沈家本等创立的京师法律学堂外,清政府又模仿日本,设司法速成学校,在京师和各地举办了大批的法政学堂,从而使法学教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法学教育的内容在科目的安排上也表现得更为细致与专业化。;4、辛亥革命后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首推王宠惠。王宠惠之外,王世杰、江庸、吴经熊、史尚宽等均为民国时期的法学大家,不仅著作丰硕,而且于立法工作卓有贡献。民国时期的法学家除关注专业的研究外,也致力于各种部门法的制定工作。
如果说晚清修律只是初建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民国时期经过法学家的努力,通过各种部门法的制定和修订,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仿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二、第一批新式法学人才的培养和造就;1、法学留学生教育的成就;容闳:广东香山县人,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5年曾在香港短期担任高等审判厅翻译和做律师学徒,后应曾国藩邀请赴安庆,被委任为出洋委员,授五品军功衔。1876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汉族,浙江嘉兴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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