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一片青杨2详解.docVIP

6.1 方案二——2007.04 皈依设计学本题 6.1.1. 高潮点的重新定义 果然，移碑的预案最终由于经费的原因被否定了，这意味着高潮点将成为一处全新的设计，从全局意义上讲它也自然成为了设计的重中之重。 如果位置不变，那么新的主题以及其对应的形式语言是什么？主题是一个决定性的因子，原子城项目建设立项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新中国在金银滩研制两弹这个历史事件，因此把纪念原子弹氢弹爆炸作为全园高潮的主题是顺利成章的。问题是如果还是继续纪念碑式的强调垂直向的设计思路，原碑是必须原址保护的，两者的空间距离不可能很远，那么空间设计中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纪念园区是否需要这种明显的从主题到形态都显重复的关系？如果能换一个思路，即高潮空间不再强调核武器本身，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主题？ “原子弹毁坏了这里的一片绿色，但它并不毁灭人类，因为它在中国人手中是和平之神。”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纪实 慈爱民 彭子强 原子城揭秘——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内幕 63页，王忠海主编 内部资料 显然“和平”是唯一合理的答案，首先，“和平”主题的崇高性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战争和暴力，人类文明的进步应该反映在对其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非宣扬它们本身，不管它们看上去是如何正义。对于研制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我们的确应该进行反思，反思这件事的目的、意义和影响。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刚刚经历8年抗日战争又遭遇3年的国内战争,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谓满目疮痍，除了强大的政权和精神力量，物质资本相当微薄，同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台海、中美和中苏政治危机不断。无疑新中国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始终是处于弱势的，“核弹”，一种让二战日本彻底缴械的致命武器被当作国际外交中最为有力的以强凌弱的筹码，对于新中国，这种威慑和讹诈不仅仅来自强势的资本主义阵营，同时也来自社会主义帝国。随着美苏对峙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苏对中国的战争威慑愈发强烈，针对新中国的战争看上去总是一触即发。拥有两弹是个转折点，国人对于两弹总是有着特殊的情节，一者在当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独立研制两弹的壮举的确值得骄傲,再者此后新中国获得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很大程度来自拥有核武器。 当今世界各国各界一直在对研制生产核武器这种可以永久毁灭人类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1996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加入禁止核试验的公约，因为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相信多国拥有核武器所形成的制衡格局可以达成世界的永久和平是幼稚的，如果不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人类将最终迅速走向灭亡。文明的标尺不是以暴治暴，关键是如何认识暴力本身。 我们应该通过纪念园告诉后人，中国的复兴之路是自强自省之路，中国研制核武器之路的目的地是和平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宣扬战争和暴力的场所，同时应该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和平？生活在物欲促使下爆炸式进步的人类社会，应该有一种声音不断地提醒自己，使得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是对于和平世界的真心向往，就像王洛宾的那首歌一样，一种对生命的本位式的崇敬和赞美。 如果“和平”作为高潮点表达的主题，那么这个高潮点对应的形态是什么？显然，崇高的形象对应于崇高的主题，力量、宏伟，纪念碑式英雄般的高耸，这些都是表达崇高性的经典语言，而“和平”的主题同时也赋予了场地另外一种可能的气质，那就是平和、安详、宁静和空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南部森林中建成了一座举世闻名的墓地，其中墓地北入口区域的景观堪称上个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巅峰之作，通过两个建筑师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1885-1940）和（Sigurd Lewerentz，1885-1975）天才般的合作[1]，这个设计和实施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多的作品，展现了建筑和景观完美结合的巨大力量，对现代纪念性空间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设计师懂得如何藉借斯德哥尔摩南部森林给予场地的无穷的原始力量，他们在墓地北入口区域清出了一片空场，这个空间获得了林地界面清晰界定，莱维伦茨负责了更多的景观设计的工作，在入口甬道的轴线南端设置了一座巨型表现主义的十字架，其东侧是阿斯普朗德的火葬场建筑（1940），巨大的柱廊阵面向西侧，使得建筑和景观之间获得了相互的意义，莱维伦茨在十字架的西侧设计了一座十余米高的类似祭坛的土山“纪念之丘” (Hill of Remembrance，1928)，通过北部的蹬道游者可以径直登上山顶平台，平台由纪念林（ Grove of Remembrance，1958）围合，这里是一处令人无限追思的冥想空间，向天空望去，一切在都将在这里得到升华。至此“十字架之路”的纪念碑式，地形设计的大地艺术般的力量，火葬场建筑的现代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这个墓地梦???般地相遇了[2] [3]。 图1：斯德哥尔摩森林墓地, A 礼拜堂与火葬场, B 十字架 C 纪念之丘 Sigurd Lewerentz,29,133, 朱育帆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