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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经济论文范文:分析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惊吓损害中的第三人损害赔偿word版下载 作者简介：李耕读，男（1989.2-），湖北省松滋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12级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权法、债法。 　　摘要：不同于大陆法系将之归入健康权保护模式和英美法系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单独诉因的做法，我国惊吓损害情形中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可以依据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规定，类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或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纳入一般人格权予以保护，而第三人遭受的惊吓损害后果可作为侵权行为的加重后果，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惊吓损害； 第三人；市场经济； 精神损害赔偿；健康权 　　随着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损害赔偿越来越多地存在于直接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与直接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之间。第三人惊吓损害就是建立在加害人、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之间的复杂法律制度。为了在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间架构一个平衡的规范模式，世界各国法官、学者为此倾注了大量的深思，但此一制度对于各国理论和司法实践依然是个充满争论的难题。 　　一、第三人惊吓损害的基础概念 　　（一）“惊吓损害”概念的厘定 　　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前行进步，惊吓损害不仅本身涉及的理由十分复杂，就连一个规范统一的称谓暂时也未达成共识。理论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术语有“第三人惊吓损害”、“第三人休克损害”、“精神打击”、“情绪悲痛损害”等等。这些称谓多是从不同角度和作用上阐述着惊吓损害现象的内涵，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本文选择“第三人惊吓损害”这一称谓，并对其内涵界定为：损害事故发生当时或发生后，直接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目击或闻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产生医学上可确认的精神性疾病。 　　（二）“第三人”之界定 　　遭受惊吓损害的第三人作为损害事故的间接受害人，并不是侵权行为的直接指向对象。第三人所遭受的这种惊吓损害是因为目睹或耳闻损害???故的发生或事故造成的悲惨结果，由于直接受害人之死亡、重伤或者处于极度惊险中，从而在精神上遭受严重的打击，而不是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后果。 　　遭受惊吓损害的间接受害人，独立于加害人与直接受害人之外，不拘于特定身份，可能为直接受害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等近亲属，亦可能为教师、朋友或恋人甚至是路人等。[1] 　　二、比较法上的重点考察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对第三人惊吓损害制度基本上未在法律中做出直接明确的规定，而是通过一系列判例和学说的不断积累，从而形成了各自的一套判断规则。本文主要选取两大法系的两个代表国家德国和英国的司法判例学说加以比较分析。 　　（一）德国判例学说 　　对第三人能否就他人受伤或死亡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德国法院经历了一个从“不予赔偿”到“给予有限赔偿”的过程。 　　早期的判例认为第三人精神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也不满足德国民法第847条之规定，不具有可赔偿性。而之后德国联邦法院在一起标志性的至今仍在坚守的惊吓案件判决中指出，“只用当第三人惊吓导致健康损害程度时，惊吓损害才具有可赔偿性。加害人侵害的是第三人受德国民法第823条第1款所保护的人身法益”。 　　德国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第三人惊吓损害具有如下主要特点：第一，第三人的精神损害必须达到健康损害的程度；第二，惊吓损害的可赔偿性不以直接受害人死亡为前提；第三，具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则上仅限于与直接受害人有紧密人身关系的家属。[2] 　　（二）英国判例实践[3] 　　英国司法实践一般称第三人惊吓损害制度为“Nervous Shock”，对于此一制度的赔偿责任要件认定法院涌现了丰富的判例，并形成了一套判断标准。 　　在最初的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 V. Coultas 一案中，法院考虑到没有任何事实上的身体接触和身体上的伤害，该损害的表现形式难以客观确凿认定而拒绝赔偿。 　　在Hamb相关rook V. Stokes 一案中，法院通过审慎衡量加害人是否负有注作用务而承认在危险地带之外的第三人由于他人已经或可能被伤害而导致精神性损害时有权获得赔偿。 　　而 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 一案确立了“Nervous Shock”的普遍性规则。上议院认为衡量惊吓案件中加害人是否负有注作用务的主要因素有： 和主要受害者有爱和感情的关系，能使被告合理预见到原告可能会遭受精神打击；与事故的紧密性程度，可以表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足够紧密；原告亲眼看到或者亲耳听到或者是紧随其后被认为是受到精神打击。 　　（三）两大法系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内容的简单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