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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中国法治四条主线改革30年,中国法治四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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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中国法治四条主线
记者 陈城 张顺平
——专访著名法学家江平
从法制到法治,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一个重大的飞跃。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制是制度,法治是理念。法治作为理念进一步提出我们除了经济制度的改革,还要有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著名的法学思想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致力于推进中国法学理论、教育、司法实践的进程,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引路人。“只向真理低头!”,江平正是凭借这股对真理的追求将法学理想与中国现实结合,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体系建立与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今年9月的一天,本刊记者如约叩响了江平教授的家门,江平教授微笑着迎门而来,一双温暖的大手握紧记者,用纯正而标准的普通话招呼着将记者引入客厅。江平教授的家位于北京一幢并不起眼的民居内,屋内装修简单而又不失庄重,墙上挂满了饰品以及照片,桌台上摆满了各种仙人掌。采访过程中,家中来访者络绎不绝,江平每每总是起身外出亲自接待致意。这种质朴情怀与大家风范让记者联想到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作为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教授虽已78岁高龄,仍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而更令人感佩的是凝练在他身上的法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伴随着思想的火花喷薄而出。时而舒缓时而紧缩的眉头与这位法律人心忧天下的情怀跃然眼前。
中国法治的四条主线
大地: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30年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您如何评价这三十年中国所走过的法治历程?中国在法治层面取得了哪些进步?
江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始终认为我们国家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市场经济,一条是依法治国。市场经济体现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世界所公认的;法治建设怎么样呢,应该说三十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法治而言,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的主线有四条。
第一条法治主线是人治和法治。从改革开放开始邓小平同志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人治和法治的基本观念有两个:第一,我们不应该以人的变动来主导国家的命运,只有制度的稳定,我们才可以保障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因人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人治和法治最关键的区别。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够由一个人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制度来决定,这个制度就是法律。第二,是人治和法治观念的变化,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到的,党和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运作活动。这句话的根本含义是制度和人的关系,制度应该在人之上,而不是在人之下。现在从人治到法治,制度应当高于人,制度应该管着任何人。改革开放三十年,这种观念应该是改变过来了,我们能够在三十年保持政局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我看这个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始,邓小平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就是法治高于人治的最主要说法。现在看来,三十年做到了大部分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了,初步解决了人治和法治的矛盾关系。当然是不是都做的那么好?也可以看出来,现在人治的痕迹还很重,有些地方还是县长的话高于一切,到了基层支部书记的话可能高于法律,这些现象都存在,我们是不是把法治和人治关系都解决好了?应该有很多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但至少法治这个基本的东西有了,这是第一条主线。
第二条法治主线是国家和社会。我们以前的社会是国家干预过多,过去是国家无孔不入的干涉,经济完全国家计划,甚至老百姓的生活、教育、婚姻、生育、任何一切都是国家来干预。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给社会以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没有国家干预的时候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比如社会有经济发展的职能,家庭婚姻的职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来经济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让权放利,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这个自主权就是不是国家来干预一切,我们企业做到了这一点,其他方面也在给社会更大的自主权,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基础,强调国家就是强调专政的力量,国家靠强制力;强调社会就是更多强调社会公平。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就是国家强制的工具,现在法律是社会公平的工具,到底是强调国家强制还是强调社会公平,这是法律一个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而在我们企业的改制、国有企业的变化,整个都体现了给予市场、企业、社会、公民更多自主的权利,不要什么都是国家来干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律方面很重要的体现。当然,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有不足,企业都搞公司化了,自治很明显;但是其他方面还不够,大学的自治还不够、医院体制也要改革,所以社会自治应该包含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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