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身份的交流.docVIP

PAGE  PAGE 13 跨越身份的交流 　　博物馆的展览，是在具有多重属性的公共空间里以物质实现视觉叙事。无论1954年的北京历史博物馆还是1926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览的区别也许只是态度的从容或窘迫，代表个人的奋斗或集体的努力。建在北京心房上的百年博物馆屹立不倒，进驻其间的重大展览无不是物化的美好理想，参观者流连的脚步轻轻地伴随中华文明的脉搏绵绵律动。1954年5月，北京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举办了一场在新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展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从1954年5月初开始预展，5月21日起正式展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年当中，中国人民开展了治水、筑路、建厂、立校、发展农业等建设工程。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珍贵的出土文物也随之面世。越汇越多的文物引发了群众、考古专家和基建部门的共同关注：群众提供线索和信息；考古专家加强计划性以积极配合基建工程；基建工作实施者对考古和文物保护愈加重视。众人齐心加上精挑细选，在为数众多的文物中，将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汇集到一起，形成了那次空前绝后的展览。 　　自1949年至1954年短短六年之内，中国六个大行政区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一共发现了131713件文物，赴京参展的多达3755件。展览规模之盛大仅从展品数量上便可想象。针对每件文物，专家学者都能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协调复杂的物与物之间的文化关系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而兼顾专家学者的种种不同的观点则是另一项更加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许正是因为这两点，展览单元是大致按照展品来源地和出土时所在工程项目的性质来划分的。其中华北地区的文物展出623件（1953年总计出土4805件）、东北地区的文物展出735件（1949年至1953年总计出土89724件）、西北地区的文物展出597件（1953年至1954年总计出土2348件）、华东地区的文物展出334件（1951年至1954年总计出土17812件）、中南地区的文物展出1032件（1953年总计出土20048件）、西南地区的文物展出434件（1951年至1953年总计出土6841件）（以上数据参见向达：《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以后》，文章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64页）。这种看似没有玄机的展览叙事方式，却让众多珍宝和谐地服务于现实需求，使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浮现并进一步确立下来。因此，“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不是一次普通的历史性博物馆陈列，也不同于任何一次考古发掘之后的成果展示，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新生的中国奋力前进途中一个有力的足迹。 　　在前所未有的积极建设和发展局面之下，对过去的发现、对现在的构筑和对未来的憧憬统一在此次展览的名义之下，从民族认同的高度使辽阔土地上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面对无价之宝生发出集体的自豪、自信和自律。展览令中国境内的物质文化遗存和谐并置、熠熠生辉，也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领域的人们营造了一次跨越地区、职业、身份、学科的对话契机。静默的物在简单而坚定的叙事秩序中寻求知音，展览引发的诠释和讨论释放出多元的信息，每一种解读方式都呼唤对中华文明的珍视和保护，17万参观人次的每一个理解角度都完成展览的一重意义。 　　一、展览为学术的普及宣传创造条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大国，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通大众对于考古工作知之甚少。解放之前，各类盗墓活动一度十分猖獗，给文物保护工作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参与这种非法活动的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其盗掘规模很大、范围很广、情节严重、破坏彻底。有些地区百座墓葬当中没有被盗掘的竟寥寥无几。更加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掘地三尺，却都是为一己私利。能卖得上大价钱的珍宝往往被劫掠一空，而具有研究价值但不好出手的东西就被随意丢弃或损坏。挖坟掘墓于情于法都是不可原谅的恶行，然而对中国古物的巨大市场需求使他们甘愿铤而走险。中国人历来就有把玩古董的传统，文物在这样的风气中时常被当作一般的商品来进行交易。巨额的利润、畅通的销赃渠道，文物遭制假、贩假和盗掘的现象难以禁绝。然而，少数人以古董为玩物聊以消遣的同时，大多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相关知识缺乏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近代阶段的盗墓者在大张旗鼓作案之后，将不少无价之宝都偷运、转卖到境外。至于国外一些野心勃勃的所谓“考古调查队”，以“探险”或“考古”的名义，大肆掠夺中国古物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由于社会动荡、国力贫弱，近代中国的考古研究者对于遗失的文物难以追踪、追讨，甚至其复制品、影像资料也往往难觅踪影。而且他们势单力孤，不可能抢在奸商和野心家之前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清理工作，不可能系统地、科学地整理与保护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