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与文学书写.docVIP

PAGE  PAGE 11 近代历史与文学书写 　　晚清，于近代中国而言，是一个急遽变革的危机时代。早在道光年间，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先觉之士即已意识到阽危时代的全面来临，遂有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议论。伴随着晚清时期“处士横议”风气而起的，是交相煎迫、逼拶而至的内忧外患。屡受外侮的惨痛经历，每次重大战事的失败屈辱，庶几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脉络。在这样复杂诡谲的时代情势下，危机意识成为此一时期传统诗、文以及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共同议题。忧国忧时的晚清作者，无论是精英阶层的士大夫，还是身无功名的在野士人，无不借着文学的形式表述其识见、议论与悲慨。唐人白居易倡言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精神，在晚清文学中俯拾可见。与史家还原历史的宏大追求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更多留下的是大时代变乱中普通个体的一己体认，细微然而鲜活。 　　晚清之大变局，以鸦片战争为肇端。考之史籍，可知鸦片战争的挫败并未立即激起举国上下的震动，很多人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中；就文学而观之，则有不少清醒者借诗、词、文等传统文体来抒写心中的沉痛之感，遂有爱国诗潮的涌现。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前，先觉者如龚自珍等人，已有悲慨奋起之作。其在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大声指陈“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尊隐》一文中又说：“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作为先觉者，龚自珍已有了挽救颓世的变革之想。激荡自鸦片战争的这股爱国诗潮，初起于战前，盛于1840年至1843年间，余波则及于战后多年，可说与这场战争相始终。其中诗作，从鸦片泛滥、虎门销烟到战争爆发，并定海、厦门、镇江诸战役，以及颟顸清廷签订屈辱条约的整个过程，均于诗中一一呈现[2]。这样一股创作风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突出的。相较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对鸦片战争的关注要滞后得多。就戏剧而言，传奇有《招隐居》，杂剧有《暗藏莺》，此二部均不及战事，仅铺演鸦片之危害。就小说而言，今存作品有《芙蓉外史》（1895）、《罂粟花》（1907）、《黑籍冤魂》（1909）等。其中，观我斋主人的《罂粟花》叙写了鸦片战争全史，起讫为康熙以至道光，书中对当时的卖国群奸多有指斥。?^溪八咏楼主的《芙蓉外史》（一名《蜃楼外史》）四十回、彭养鸥的《黑籍冤魂》（1909）二十四回等近10种说部，多为敷衍鸦片毒害，而很少正面叙写鸦片战争历程。从这些说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看，大多作于鸦片战争60多年后，于此也可略窥时人心态，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从根本上警醒国人，“老大帝国”尚在大国残梦中沉睡。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太平天国发生，随之而起的还有捻乱、回变、苗乱，20余年间动乱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再加上二次英、法联军的威胁，清廷统治几乎面临崩溃解体。反映这个激变时期的文学，仍然是诗歌创作早于叙事文体；小说创作远远滞后，并且颇多诬蔑言辞。分而观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以郑珍《巢经巢诗钞后集》、金和《秋蟪吟馆诗钞》七卷为代表。其中，郑珍亲身经历了太平军战役，金和则亲身体验过南京围城的生活，故二人诗作颇多对于当下时政的点染。而反映上述诸多战事的小说，有遭劫余生的《扫荡粤逆演义》（1897）、不题撰人的《左文襄公征西演义》（1904）、严庭樾的《国朝中兴记》（1909）及《中兴平捻记》等。在这些作品中，无不以挞伐批判的立场视太平军、捻军等为“逆”，语多影射，显示出时代变乱情势下历史面相的复杂多变。 　　同光之际，外患日重。至光绪十年（1884），由于法国欲图侵占越南，遂引起中法战争。此一役持续时间不长，中方虽于陆战方面有刘永福、冯子材大败法军，但海战中福建水师遭受重创，最终中法之战以“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结束。对于中法之役的这一结局，颇有国人借由多种文学形式书写愤慨心境。参与了当时战事的彭玉麟作《感事》四首，写下了“岩廊忽用和戎愤，绝域旋教罢战回。不许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的悲愤诗句。当和议消息传到后，郑观应则有“十万征人齐堕泪”的诗句。此外，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李慈铭的《越缦堂诗》等，也可寻绎出颇多纪实抒愤之作[3]。关于中法之战，民心士气的英勇旺盛，老大帝国的孱弱颟顸，均于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得以呈显。而关于此役的小说，今所见长篇仅有对镜狂呼客所著《死中求活》（1909）一种[4]。相较于相关诗作的迅疾出现，《死中求活》写于中法之役25年后，由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作者叙写的重点已不拘囿于当时战事的铺演，拂去历史的烟云，小说作品中既有对于“活地狱”般窳败时局的犀利剖析，也有对于挽救颓世的热切企望。失望而不绝望，在作者这样相对相生的矛盾叙写中，作品本身具有了自足的省思力量。 　　中法战争稍歇，甲午战争爆发。此役最终以《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而结束。甲午一役败于蕞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