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犯罪研究.doc

PAGE  PAGE 6 卖淫犯罪研究 段凰 普通的卖淫虽然不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但是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犯罪学中的犯罪外延要比法中的犯罪外延宽泛的多），它从来就是性犯罪中的主体部分；尽管在现阶段，尤其在国外还存在将娼妓业合法化或非法化的争论，但是其与犯罪，异常行为，毒品，腐败，病菌流行及其它社会阴暗面千丝万缕的怜惜也使不争的事实，因而本文将避开其职业化或犯罪化的热点，而从犯罪的社会危害，原因机制及犯罪预防等角度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 对卖淫犯罪现状的揭露 称这一领域的犯罪市场是“巨大的”并不为过。中国到底有多少卖淫女与嫖娼客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数字。从82年到93年经司法机关处理过的为246，000人。其中82年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为11500人，83年为46534人，84年为12281人，85年为14062人⑴，这一组数字的排列并非为了证明人数之众，而只是证明83年因为严打而将数字稍稍放开束缚，已比前后几年高出3－4倍。同样，91年突破20万，92年为25万，93年为24、6万，而在96年4月开始的严打中，仅一个月查获14、2万人⑵。美国的官方亦承认在实际上卖淫的频率在一定时期内并无多大变化，如果警察决定多逮捕一些，犯罪率则上升；警察决定少逮捕一些，犯罪率则下降。因而这种公开的数字只能说是实际情况的“冰山一角”。一本权威的书认为91年前后的查处率为25％－30％，而以为专家认为只有十分之一。而潘先生在他的实践报告中仍然认为这种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 卖淫嫖娼活动的犯罪黒数如此之大与其犯罪的市场性不无关系。从刑法理论上而言，此类活动可以归为客观上无被害人的犯罪（尽管这一提法在大陆与英美刑法体系中均引起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有无被害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认定妓女是卖淫的受害者，因为她们的正常生活以及正常生活动这种权利受到了影响。从参观者认为似乎有伤害行为的发生，但从参加者来说并不是一种伤害的维系。且在实践中它大多为无原告的犯罪，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将其行为告诉警察⑶。 在现阶段，中国的卖淫活动已进入市场化???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犯罪市场。 首先，供方市场的形成。那种认为卖淫是贫困所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据广州一妇教所调查，因生活困难而为的仅占2％，为他人所逼迫的仅占1、5％⑷，其余基本上为自愿而为。这是市场中主体自由意志的实现；社会贫富的差距，公众性观念的逐步开放及众多社会的闲散，失业，下岗人员则充分保障了买方市场的生源。 其次，需方市场的形成。恩格斯曾经说卖淫是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尽管这一补充是野蛮的，丑恶的。婚外性行为的需求仍然是其形成的内在推动力，即消费者的“寻赃心理”，它基本是自愿的，无论对这种非法商品或服务持主动或被动的认可与接受。同时，现阶段的消费者已拥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并能权衡自己的选择，犯罪市场中消费者的这种理性也进一步促进了犯罪市场顽固的稳定与病态的繁荣。 最后，营利与交换行为的完成。仅有卖方与买方主体是不足以驱动犯罪市场的运作的。当行动者双方都遵守交换规则时，交换过程开始。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相互的信任度。在犯罪市场中对彼此的信任期待本来就相当低，而在双方均获得自己期待的回报时，这种信任便被维持在可供市场运行底线之上。妓女与嫖客之间的“默契”最终也促成了犯罪市场的启动与运行。 同时，伴随着犯罪市场的形成，卖淫嫖娼活动也相应生成了与之相辅相成的一套市场规则。 首先，卖淫产业化的形成。在官方与社会的否定之下，娼妓业只能潜于地下，而买方与卖方信息寻求与散步的过程则促进了其产业化的进程。在都市中大部分的卖淫并不是妓女与嫖客之间直接你予我取得过程，而常常是有组织的。很多情况下，旅馆，美容院收“地点费”，妈咪收“管理费”，皮条客收“介绍费”，小姐收“坐台费”，嫖客付费，大家各有所取，各有所获，其整个销售流水线上下承接流畅，产业化特征逐步清晰。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性产业形成了自己的系统与运行机制：制黄贩黄是它的广告部门，三陪服务是它的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治疗性病是它的售后服务部门，而直接的以钱买性和以性换钱则是它的核心生产部门。产业化结构逐步凸现。 其次，竞争行为的存在。近年来妓女低龄化，学历上升的趋势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竞争中，妓女与嫖客也隐性地划分为三六九等，层层递进，各有对应。 最后，相应的亚文化体系的形成。性权利的商品化，公众性观念的开放，性自由与性放纵已经得到社会相当部分人，起码在妓女与嫖客这样一个亚文化群体中得到认可与接受。 对卖淫犯罪社会危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