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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将走向何处 ——《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读书笔记 面对历史的长河，人类有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将走向何处？ 作为沧海一粟般的生命，要想认识远远超出自身存在范畴的真相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做到的。人类的智慧经过了无数代的积累，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哲学家仍在不懈地寻找一个思想制高点，使人类能够读懂历史的深邃和辽远，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用一条合理的脉络串联起来。任何生命和事物的意义，总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而言。对历史的思索，正是人类对自我的关注。 《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卡尔·洛维特是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1897年生于德国慕尼黑，1973年卒于海德堡。在这本书中，他逆溯而上，从布克哈特、马克斯到奥德修斯、奥古斯丁，论述了十二位哲学家、神学家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内在联系，从中可以了解欧洲关于历史思想的演变和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大致脉络。 卡尔·洛维特把西方历史观的发展大致梳理成三个阶段：古希腊历史思想，以救赎为指向的历史神学，以进步为鹄的的历史哲学。 古希腊历史思想起源于自然本体论，是人类对历史的最初觉醒。在希腊人看来，大自然万物化生，四时运行，时间的变化以此为准则，是一种无目的、周期性的循环运动。人和世界的生存原则应遵从自然秩序。那时，古希腊人大约还未形成真正的独立意识，对大自然的依赖心理使他们本能地认为，历史的变化同大自然一样，是不断地重复。 与古希腊人的自然历史观不同，当人类认为存在世界是由唯一的上帝所创造时，时间也被看作是由上帝创造并并体现上帝的意志，历史成为人类实现最终救赎的过程。基督都的末世论观点把历史赋予了终极意义和直线轨迹。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约阿希姆、波舒哀等。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在可见者中间，世界是极大者。在不可见者中间，上帝是极大者。然而，有一个世界存在是我们所见，有一个上帝存在是我们所信。我们最确定无疑地相信上帝，它创造了世界。我们是在哪里听到上帝的？再也没有比《圣经》更好的地方了。在《圣经》中它的先知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同一事物永恒重复中的更迭，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为爱上帝的人许诺了拯救和永恒的幸福，就无法实现。没有希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欧洲人把自己逐渐从上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类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观。近代历史哲学把历史的终极意义由救赎转化为进步，由超验转化为世俗。历史的道义不再由上帝而是由人类承担，也就是由神义论转化为人义论。这种转化起源于十七世纪欧洲的精神危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怀疑、反对神义论到建设人义论，从维科、伏尔泰、蒲鲁东、孔德、孔多塞、涂戈尔、黑格尔到马克斯，在十九世纪，进步论终于完成了它的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伏尔泰迈出了最初谨慎而决定性的一步。有两件事对他来说是影响巨大的。一是中国的发现。当一种循环的天文学时序与体现上帝创世的纪元相矛盾时，欧洲人开始从一种非基督教的成熟而富有优越性的古老文明来审视自己。伏尔泰开始了对上帝创世说的抨击。在《老实人》这部哲理小说中，他有力了驳斥了万事万物都是上帝为人而设的言论。二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伏尔泰对教会的天谴说亦持反对态度。之后经过蒲鲁东、孔德、孔多塞、涂戈尔等人对神义论的攻击，而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神义论的虚无。孔德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或者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或者抽象的阶段，科学或者实证的阶段，进步在反对天意的战争中找到了自己的阵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在道义论的框架中，对天意的一种理性定义。 即在历史进程中，对自己个人利益的追求乃是由一种规定他们意志和决定的隐匿冲动推进的。普通的目的和特殊的意图在热情的行动的辩证关系中相遇了。各个民族和个人不知道自己实际中追求的是什么，无论它们是顺从还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和目的，它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马克思则完全推翻了神义论，洛维特说：“世界曾由于黑格尔而变为哲学的，变成为一个精神的王国。而如今，哲学则由于马克思而变为世俗的，变为政治经济学，变为马克思主义。”在洛维特看来，“《共产党宣言》的隐秘历史不是他自觉和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本人对它的看法，而是先知主义的精神。《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个先知主义的档案，是一项判决，是一种对行动的呼唤，而绝不是一种纯粹科学的、建立在经验事实上的分析”。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城——马克思的历史弥赛亚主义的终极目标”。 洛维特历史哲学的深邃和惊人之处在于，对这种转化的解释。他认为，进步论正是脱胎于救赎论，它延续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对历史道义的肯定，只是它以进步替代了救赎，以人类的自身意志替代了上帝的意志。所谓“进步的理念接过了天意的功能，即预见和为未来筹划”。 在作者对欧洲历史哲学的梳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