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答问.docVIP

罗志田答问 1、我是怎么把新的方法应用于我的研究的： 我自己的学生也不时询问老师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我的回答总不能令他们满意。少年时读鲁迅的书，印象很深的是他认为写作的本领不能从什么“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中得来。自己当了大学老师后，也常将鲁迅的意思向询问“史学研究法”的学生述及。这首先因为我本赞成史无定法，同时也有些试图“藏拙”的意思——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在治史方面“点石成金”。 中国的传统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其实要说方法也有，从补锅做家具到练武学写字，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作文作诗亦然。不过一般的手艺人以谋生为念，很少有武侠小说中人欲“光大门派”之想；而作文作诗作画的，就总思在临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前一阶段，但后一境界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时将这一“方法”告诉学生，劝其在今日中外史家中选一性之所近(而不是一般认为最好)的高手，先熟读其论著，自己研究时试着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觉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类高远的问题不迟。不过，以今日本科生课程安排的饱满程度，学生看“课外”读物的时间已不多，恐怕到毕业时还不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临摹对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学习期限不长(通常第一年主要致力于外语)，要广读当世论著而择定摹仿目标，似亦非短期可成。所以如今大学教育的课堂讲授时间和研究生教育的年限，或许都还可以考虑改变得更具弹性。 话说回来，我真是没有感觉到运用了什么可以概括出来的“新方法”。如果要说有什么特点，或许是研究视野较宽，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外关系等都曾涉及，而以落实在思想、社会和学术层面的文化史为主。这使我研究的题目宽泛而不成章法，但好处是有时也能从他人不注意的方面发现很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教学的原因我也曾略微尝试过外国史和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国研究外国史和研究先秦史有一个共同点，即资料不算丰富，故治学者自然会细心斟酌能够获得的每一条史料。这或者帮助我形成读书较仔细的习惯，在进入资料相对丰富的近代史领域后，在希望发掘稀见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开发虽常见但为人视而不见的材料。 近代中国是一个以多歧性为显著特点的时代，变化频繁而且剧烈。我自己过去的研究一向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其实只有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我以为历史研究首先应注重史实的考订，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寻求对时代人物事件的理解。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成长发展之内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终将其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必先读具体史事的前后左右之材料(不必只是文字材料)，然后能从其前后左右立论，而历史演变之脉络显。这样才可能趋近于章太炎所说的“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一境界。 2、我是怎么把新的教育思想带入教学的： 我近年的教学主要在研究生层次，谈不上“教育思想”，也无所谓新旧。自己也做过学生，故努力尽量多为学生的实际需要考虑。 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会研究，对史学而言即学会从原始资料中发现问题并写成专业论文。我以为要会写先要会看，除了专业参考书外，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一开始都要把过去十年的《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涉及古代史的包括《中国史研究》)的论文通看一遍，在熟悉近十年研究现状的同时，注意观摩究竟什么是作者之所欲言? 他们是否搜集和运用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 怎样安排材料及怎样论证其所欲言? 其所用材料及其论证是否能成功地支持其所欲言? 作者之文字表述是否做到“辞达意”? 在其所讨论的题目或领域里，作者是否及怎样利用、修正、和发展了既存研究成果? 其作品是否已经基本解决了其所讨论的问题? 是否提出或提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对何为历史研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之基础上，我希望学生能养成据资料以言事的表述习惯。我认为把事情本身说清楚应是史学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司马迁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现在一些学术刊物和为人师者多鼓励学生发掘人与事的历史意义，意非不美，然若事情尚不清，又有多少意义可发掘呢？治史者如果忘记自己的学科特点，而去做本属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份内的事情，结果恐怕是理论未必成立，而距历史真相也更远。倘能习惯于据资料以言事，则用力既久，未必无“一旦豁然贯通”之日，则“历史意义”不求而自得，最为理想。即使不能达此境界，事不分大小，弄清一事便是一得，仍有实在的贡献。 3、历史系的本科生读什么书： 现在不少学校要求给给本科学生开列“必读书目”，其实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不认为有谁能决定哪些书是“必读”。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