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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主要社会组织（1）----学校文献综述 学校的的概念及内涵： 学校是什么的不同表述直接影响人们对学校的理解，也牵涉学校的历史发展问题。肖承慎、陈桂生和冯建军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他们都认为学校产生于近代，以前的教与学的组织不能称为学校，只能冠以“教育实体”之名。他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引用了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和海后宗臣的话: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在近代开始设立学校。进入19世纪以后，才逐渐发达起来，到了20世纪才得到显著发展。当然，在这以前虽然也有过学校之类的设施，但不能说它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学校具有什么连续性。并给学校定义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教的和学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人集聚在一起从事教育活动的场所陈桂生等学者们引经据典来说明他们对学校定义的理解，似乎很有道理。胡森对学校标准的描述也能说明他们的观点:它是一种全日制学习的机构;入学和毕业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教学模式是教师“面对”学生的讲授式;课程是分年级的;管理倾向于日益严密，教学工作在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规定下变得更为统一。但从思考学校的本质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胡森的话语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他不是把学校的本质作为他论述的目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谈论现代的学校。肖承慎、陈桂生和冯建军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不同年代中颇有建树的教育理论家，他们的论述应当是相当精密的。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他们对学校的论述与它们所采用的论据有明显的背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学校的本质就是教的和学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人集聚在一起从事教育活动的场所。其实从学校出现之日起，学校就具备这种不同于其他活动的本质。正是这种本质使学校有了存在的必要，也是学校得以发展的原因。既然如此，学校和教育实体的区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教育的机构也好，教育的场所也罢，其实是一个意思。他们的不同在于认为在“学校”这个名词出现之前的教育的场所或机构的称呼，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把对学校组织形态的变迁的争论看作是学校本旨的争论。因此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称呼一个改了名字的人一样，称呼他现在的名字实际上也能把他改名字以前的事情表述得很清楚。或者说就像“中国”这个名称一样，我们虽然知道古代有很多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称呼，但因为表述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提一个“前中国”或者其他徒然令人增加迷惑的名字。我们今天说屈原是中国人，恐怕是一点没有错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使用的就是一个含义很宽泛的学校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一个能为人提供专门学习的场所，当然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基础教育中学校对儿童、少年看护的职能，老年学校的娱乐休闲功能等，其实也就和陈桂生教授、冯建军教授提出的教育实体一个意思。并且这些其他的功能其实也是学校的衍生功能，这些功能甚至也可以说是学校与生俱来的衍生功能。因为任何一种活动或者事物的出现，总是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功能的。它既使有一种主要的社会职能，也不能排除该事物或该活动有其他功能的存在。历史上“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从来是层出不穷的。从历史上来说，学校本身是一种文化，连续性是其本质特征。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近代学校是在西方产生的，中国的现代学校是从西方引进的，而因其是从西方借鉴而来，无疑要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今的学校。可是中国的学校却在引入之后很快中国化了，表现在学校的教育内容、师生关系、培养目标上都更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机构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学校是不可能抛开历史而独自发展的，历史的连续性是它赖以发展变革的基础。 我们古代己有“学校”之称，其含义已经包含了历史上的学校组织。如清代学者毛奇龄曾著有《学校问》一文，他把古代的学校分为五类，注意考析。文章开端便说:“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约有五等:一是天子诸侯之学;一是国学与乡、遂、州、党之学;一是明堂学，又名四学、五学、四门学;一是小学、大学;一是三代学、四代学。”并引经据典考析了历代各类学校名称的含义及其沿革变迁。由此可见，学校之名，很早就存在于我国的社会文化之中，并且在那里进行着和今天本质相类似的活动，学校之名并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专利。胡德海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英语school一词，来自拉丁语schola(闲暇)，后来转译为趁闲暇用功学习的地方，也就是‘学校’的意思。 我国古代的学校，统称为‘学’。清代办起近代教育，最初还叫做‘学堂’。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才正式采用学校这一名称。所以，学校就在名称上也在变迁发展，我们自然不能拿今天的学校和学校教育的概念去理解四千多年前的‘库’、‘序’一类的学校。那时的学校，处于初期阶段，形式上、制度上都很不完善。但是，作为学校所具备的基本要求，在甲骨文中已有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