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庆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doc

PAGE  PAGE 8  HYPERLINK /viewthread.php?tid=172442 /viewthread.php?tid=172442 武吉庆：论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 论干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武吉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03期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干嘉学风的显著特点。受其影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这些史家的治史理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说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的干嘉先贤。他以自己的治史实践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的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的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的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比照删除所获史料的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见的三百多个国名的基础上，熔铸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间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干嘉学派。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的精品佳作。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的激发，但其渊源仍应是干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的「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的游谈无根、无端妄断的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的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的《纪行记》、高居海的《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王国维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干嘉学派的一支）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数据的特有价值。据粗略估计，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的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都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的三个显在证据外，又罗列出其它鲜为人知的左证14个【4】。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学风，是对干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虽然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接师承并执意恪守的无疑仍是干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干嘉学者的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的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的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干嘉学派的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的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数据占有得越充分，考虑问题的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问题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结论就越确切可信。所以他一贯坚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的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论著，都是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的基础上辛勤着成的。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数据，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数据汇编形式结成的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正稿，纔不过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累了一万二千余条的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