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并例).doc

PAGE  PAGE - 6 - 詩無達詁 (並例) 德國哲學家、當代文化哲學符號學的開創者卡希爾 卡希爾 (E.Cassirer)：顧忠發(1997)認為「符號論」翻譯為「記號論」較為恰當，記號是指示和指示物的一種象徵，是具體「對象」和它的「解釋」的一種媒介，也是意義和含義的一種表象。(見《中文成語情緒意象與構成形式之研究》，1997年出版) ，以其符號論闡述了「意義」的問題，在他看來，所有在某種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為知覺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都是符號。尤其是當知覺作為對某些事物的再現或作為意義的體現，並對意義作出揭示之時。這就是說符號的本質是意義，符號的功能也就是在揭示意義。符號不是實體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它不是個別事物的複製或事實的模擬，而是帶有某種不清晰的、抽象的普遍性。但符號又不是概念，因為概念是固定的、清晰的抽象物；符號又不同於信號，信號屬於物理世界，符號屬於精神世界，是人的意識的創造。動物可以對信號作出生理上的條件反射，但不會理解其精神意義，人則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通過意義的載體－符號－使自己的精神客觀化，使自我得以顯現。符號具有其代表的客觀事物和人的主觀傾向的雙重因素，通過創造符號，混沌世界在人的面前變得清晰有序，具有了意義，能被人所把握，進而創造了文化，建立每個人自己的世界。每一符號的創造都具有主、客觀雙重因素，所以，人們從荷馬史詩讀出了連荷馬自己都不懂的東西。符號的主觀創造性使得人們把握某一事物時必然產生差異，雖然在意義的確定上一般共性大於個性，但個性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一百個人眼裡有一百個西施，這也是當代解釋學和接受美學的共識。 中國有「詩無達詁」的說法，意思是說詩句的意義永遠說解不盡，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解構主義了。德里達特別強調文本的互文性，認為意義永遠不能確定，也就沒有意義了，這就走向了極端。正如我們在承認運動是絕對的同時，必須承認相對的靜止一樣。雖然意義是無限的，但具體的語境畢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限制和確定語義的大致範圍，也就是說，解讀語義或增擴意義仍不是漫無邊際的，並不是隨便聯想到一個原文中沒有的意義就是增加了的意義。 如何判斷解讀或翻譯的增加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需要一個標準，其基本原則是「忠實」，解讀的增加本身似乎就與忠實相矛盾，這就取決於這一種解讀的增加是否加強、促進了作者願意在原意上向前發展，還是與作者原意背道而馳的，一致便是積極的；與原意相反或無關，就是消極的。 二十世紀以後，隨著語義學的建立，對於文學作品的多義性有了深入的研究。語義學是符號學的三個分支之一： 語義學－研究語言符號和它所指的對象之間的關係。 符號學 句法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 語用學－研究符號與其使用者之間的關係。 研究符號學的學者認為，許多理論問題都可以通過分析、研究，表達這些理論所使用的語言符號，而得到解決或說明。以符號學的理論來研究詩歌，是把詩歌當作是一種符號，叫「複符號」。這種「複符號」所投射出來的語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義的一部份，這就涉及到詩歌多義性的問題了。 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語言學家理查茲(I. A. Richards)的學生恩普遜(William Empson)，在1930年出版《意義曖昧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主旨說明，為什麼同一首詩的意義會有不同的理解？他從作者方面、讀者方面，以及作者和讀者方面，找出七條原因，歸納為七種類型，舉了許多詩例加以具體分析。朱自清詩多義舉例 原載於《中學生雜誌》，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 的文章就是用了他的方法分析了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陶淵明的飲酒(結廬在人境)、杜甫秋興(昆明池水漢時功)、黃庭堅的登快閣…，這是關於古典詩歌多義性的一篇專論。 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是值得認真研究的，這項研究是文學史、文藝理論、訓詁學、語義學共同的課題。文學既是語言的藝術，詩歌又是語言最精煉的文學體裁，那麼，研究詩歌特別是詩歌藝術，自然離不開語言研究，離不開語義的研究，但是所謂多義並非是曖昧和含糊，而是豐富和含蓄，這是必須加以說明的。 另外，要加以說明的是，詩的多義性與詞彙學上的詞(詞義)的多義性不同。詩人不僅要運用詞語本身的各種意義來抒情狀物，還要藝術地驅使詞語以構成意象和意境，在讀者頭腦中喚起種種感情的波瀾；在詞彙學裡講的詞的多義性，是把同一個詞在不同語言環境中的不同意義加以總結，指出它的本義和引申義。如果孤立地看，一個多義詞固然有多種意義，但在具體運用時，一般說來一次卻只用其中一種意義，歧義是一般情況下使用語言時需要特別忌諱的。 總是盡可能地使用多種意義，造成廣泛的聯想，古典詩歌的耐人尋味，就在於這種複合的作用。「詩無達詁」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