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城市规划中的公民参和.ppt

五、城市规划中的公民参与;★什么是公民参与 ;★基于城市社区的公民参与;★基于城市社区的公民参与;☆操控（Manipulation） 在公民参与的名义下，人们被置于一个实质为橡皮图章的咨询委员会中，接受“教育”、提供支持。这一橡皮图章机构一般被称为“公众咨询委员会（CACs），由社会精英人士组成。这些委员会或者下属委员会，都是在为“城市更新计划”服务，是官员们教育、劝说公众的机构，这一过程以“收集信息”、“公共关系”之名披上合法的外衣。 还有一种官方机构叫“社区行动机构（CAAs），这些机构在邻里社区创设了所谓“邻里理事会”或“邻里咨询集团”，但这些组织没有法宝授权和职能。官方的社区行动机构只是利用这些组织的名称，来证明“草根群众”参与了联邦政府的社区发展项目。他们以争取联邦援助资金建设社区公共设施为号召，获得社区居民的签名。但是，社区居民并不知道这一公共设施是否需要，也不知道这一设施包给了市长了小舅子建设，或者由原来城市更新机构的旧官僚为项目指导者。;☆通告（Informing） 合法的公民参与的第一步，是告知公众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以及他们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公民参与被当成了官员向公众的单向情况通告，公众没有反馈的渠道，也没有谈判的权力。在这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规划的最后阶段向公众通告时，人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影响“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设计的项目。这种单向通告最为常见的方式是新闻、小册子、海报和情况通报。;☆咨询（Consultation） 常见的咨询方式是态度调查、邻里会议和公开听证会。如果当权者让听取公众意见的程序到此为止的话，所谓参与仍然是件装装门面的事情。参与只是看看有多少人来开了会、带了多少宣传册子回家、或者回答了几个问题。公众在这一活动中所得到的，是他们“参与了参与”，这也成为当权者听取有关民众的意见和情绪的证据。;☆安抚或介入（Placation） 这一阶段公众开始有了一些影响，但象征性的痕迹仍然明显。安抚最常见的作法，是让一些经过挑选的有影响的穷人，加入到CAAs、或者其它公共机构如教育、治安和住房委员会。这些人如果无法有效代表他们所在社区、或者旧的权力精英占据多数，那么弱势群体就容易就会被弃于一旁。比如在“模范城市”的咨询或规划委员会中，公众被允许提出建议或计划，但是当权者保留对这些建设、计划的最后裁判权，决定是否采纳。公众在实质上介入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他们明确申述所关切事项时得到的技术援助的质量；社区组织起来表达那些关切的程度。;☆伙伴关系（Partnership） 参与的这个台阶，意味着通过谈判，权力在公众和当权者之间的再分配。双方同意通过联合政策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以及其它寻求出路的机制，分享规划和决策的责任。 当社区能够组织起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基础、并具有负责任的领导者的时候；在公民团体有财力支持其领袖全职尽责的时候；在公民团体有资源雇用技术人员、律师和社区组织者的时候，伙伴关系就能够高效运转。;☆授权（Delegated Power） 公民与官员之间的谈判机制有时也会导致在一个特定的规划或项目中，公民在决策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时，参与的阶梯到达了转折点，公民承担起针对他们的项目的责任，把握了决定权。为解决分歧，当权者需要启动讨价还价的程序，而不仅仅是对压力的回应。 授权的另一种模式，是当公民和当权者势均力敌、无法通过谈判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时，授予公民一方否决的权力。这一模式是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法律的规定。;☆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 公民参与发展到公民控制阶段，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公民不但参与政策的制定，还参与政策的实际操作，进入公共项目的实际管理过程；二是扩大了参与政策过程的公民的范围，将低收入阶层的市民纳入参与过程。这两个特点，尤其是前者，对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由于对城市破败社区的财政资助，具体到了一个个邻里街区，这些邻里街区的居民为了使联邦资金更多、更有效地用于经济复兴，改善邻里社会状况，纷纷建立自己的邻里组织，与城市政府与商业机构进行合作。组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也是公民参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 60年代末期之后，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通过组织与赋权，大量社区发展社团法人（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CDCs）通过联邦援助项目直接获得了资金，并得以独立使用这些项目资金，与城市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发展出社区治理的组织间网络。 CDCs的建立应该达到三个主要目标。首先，作为政治机制，它应该为贫困人口控制自己社区生活的重要方面提供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渠道；其次，作为服务组织，CDCs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