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地域文化認同与“南董北邢”.docVIP

晚明地域文化认同与“南董北邢” 书法史上论及晚明书法家时向有邢、董、米、张之说。邢指邢侗，董指董其昌，米指米万钟，张指张瑞图。其中，邢、董二家又有“南董北邢”之说。　　在“南董北邢”这个概念中，每个名字前面有一个表示地域概念的限定词：南和北。这表明在当时的书法语境中，南和北构成了一对很大的张力关系。实际上，明清时期，用南和北来描述某种文化发展态势既是一个比较独特，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说独特是因为在宋元以前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说普遍是因为当时不仅书法，在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也存在这种现象。如绘画有南陈（洪绶）北崔（子忠），诗歌有南朱（彝尊）北王（士祯），戏曲有南洪（昇）北孔（尚任）等等。即如佛门也存在着南宗北宗、南顿北渐的现象。　　文化上的南北问题由来已久。 政治和文化依着独特的自然及经济环境，衍生了不同于北方的景观。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①　　特别是南宋元朝之后的都城或在南或在北，这无疑增加了南北关系的张力。就明朝文学艺术或者书法发展来说，南北相对应的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大语境的原因，还有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关系。其中就包括此时兴起的多元地域文化的问题。　　晚明地域文化认同与书法地域的多元化　　对于士人地域认同的问题已有许多重要的讨论，特别是Robert Hartwell和Robert Hymes指出，从北宋到南宋之际，士人阶层的社会参与有一重要的转向，即从全国性事务转向在地方社会中经营，其对地方的建设与认同亦转强。笔者认为，明朝特别是中期以后，缙绅阶层控制了民间社会事务，文化的话语权逐渐转向了民间，地域认同意识更加明显。各地文人热衷于地方志的修纂及方志在这个时期数量的猛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这是晚明书法地域走向多元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明的地域文化的兴起是伴随着交通的畅通、文人旅游风气的普及、学术信息交流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这些文化区域中，江南无疑是一个强???中心。江南在明朝中叶以后的快速兴起，不仅生产了丰富的物品，造就了市民生活的环境与文化，也从国际贸易中赚进了大量的银子。这样的经济条件使得江南人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无论是奢侈的消费风尚、精美物品的收藏、流行的趋向与模仿、审美鉴赏的能力，品味生活的培养，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感染力。与经济实力相配合的，更是在政治文学艺术的竞技场上也同样有傲人的成就。邢侗的挚友李维桢在给他的文集所作的序中就说：“东晋后文献徙江左，而中原以五胡云扰，遂若荒服。明兴则江左帝基肇迹，故南方之学得精华者较四方殊众。”②　　这种新的文化生态格局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它在加速了江南及浙东文化向其他区域的渗透，使得周边的区域面临被边缘化危机的同时，又深深震撼了其他区域士人的文化地位与自我形象，刺激了他们更有意识地思索“传统”的意义，也更清楚地表达对地域“传统”的信任和捍卫的决心，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油然而生，这就形成了晚明文化区域的多元化格局。　　书法文化区域多元化格局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形成的。晚明以前三吴地区是书法最发达的中心区域，所以王世贞很自豪地说“天下法书归吾吴”，“吾吴”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楚地文人钟惺也说：“今言书必称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书也。”③但晚明以后，多元化的地域性书法话语逐渐形成了，即在江左之外产生了多个新的发展区域，如皖南的徽州，福建的晋江、莆田、岭南，河南，陕西等等，形成了各书法区域相融、相竞的态势。④与晚明各地文人热衷于地方志的修纂相呼应，地域书法及个人刻帖的兴起和书法地域志之类书籍的编纂亦成热潮。前者如《金陵名贤帖》、《澄观堂帖》、《来仲楼法书》、《果亭墨翰》、《琅华馆真迹》、《皇明书苑十大家》等，后者如王稚登的《吴郡丹青志》等。　　并且这些书法区域形成的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造就了全国性的代表性书法篆刻家，如皖南新安的詹景凤、何震，松江的董其昌，山左的邢侗，四川的黄辉，河北的米万钟，福建的张瑞图、黄道周，河南的王铎，山右的傅山，云南的担当等。这确实是明朝初中期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　　邢侗与山左书法重塑　　在晚明书法地域多元化过程中，山东是江左之外的率先崛起于北方的一个中心区域，其代表性书家便是邢侗。　　从整体来说，山东在明朝中期以后的文事活动还是非常活跃的。就文学来说，不管是影响当时文学主流的前后七子，还是唐宋派，山东的文人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后七子”中的李攀龙与江左的王世贞执当时的文艺之牛耳。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些活跃的山东文事活动都归因于江左文化的刺激，但有一条可以是肯定的，即晚明时期的山东文人的焦虑感是很自觉和强烈的，其自信心在这个时期明显地受到了挑战。特别是书画，在当时强势的江左文人的话语面前尤其显得微弱。晚明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