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赞译关系之考察的论文.docVIP

　　清末赞译关系之考察的论文 翻译过程中，赞助人是影响译者翻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至关重要。在清末社会伦理关系、政治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下，其赞译关系具体表现为依附关系、商业关系、独立自主以及友情合作关系。这些关系突显了清末赞译关系的多元性，对现代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译者；赞助人；关系 　　on the relationship betent,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the patr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h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ic situation, the translators are attached to their patrons, or independent of them, or establish a mercial relationship , or befriend . the variety of the relationship odern translation. 　　key ission in china就是受李鸿章之命翻译的。为了取悦于他的另一赞助人吴汝纶，严复在翻译语言上很使下了工夫，三番几次把自己的译稿给当时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看，就连标点符号也要请他过目。 　　1907年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兄弟俩共同翻译了《红星佚史》，把它邮寄给了商务印书馆，获得了两百元的稿费，但是他们所苦心收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被删掉了。周作人无奈地说：“不过这在译者无法抗议，所以只好默尔而息。”[8]初次尝试翻译的周氏兄弟在社会上还没有地位，为了有更多的资金帮助开创自己的爱国事业，也只好如此作罢。 　　1896年《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汪康年任报馆总理，办理馆内事物兼理外间酬应，梁启超任主笔，主持报中文字，以较大篇幅刊载“域外报译”。其中聘请英文翻译张坤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后来又聘请麦孟华、章太炎、徐勤等撰述。《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其最初的开办费，主要是移用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张之洞所捐占半数以上（七百两）。此外，他还以湖广总督的名义发动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9]。这使得《时务报》的刊行数量越来越大，可见赞助人张之洞对这份报纸的推广作用和影响。但是一旦《时务报》逾越了他所认可的言论轨道时，他便进行干涉和镇压。他一向不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看到梁启超在报纸上援引其老师的言说深感不悦，更让他感到愤怒的是《时务报》上出现越来越多犯大忌的文字。由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的《知耻学会序》尤其让他无法容忍，他对汪康年频频施加压力，汪氏对此也颇为烦恼，在梁启超离开上海去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时，对梁启超的文章“改正”了数处[9]。 　　2，商业关系 　　除了政府开办的赞助机构以外，清末还出现了大批的民间赞助机构。由于清政府科举制度的取缔使立志仕途的士人突然间失去了人生目标,新兴出版业的发展让他们看到了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到翻译西书的行列。报纸杂志的诞生以及稿酬和出版制度的建立,使出版商可以从图书出版中获利,而士人也可以依靠稿费来维持生计,因此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他们把自己的译文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出版社或杂志社，并与其构成商业关系。此种关系在翻译中较少指令性条件，若有条件也多是建议性的，译者相对而言具有享有较大的自由度。赞助方是否委托人也有很大的弹性。他们的赞助动机也各有差异。有的以介绍西学为宗旨，有的以社会改革为目标，有的为了发展现代教育，有的为了兴办现代产业振兴国民经济，有的专为追逐利润。然而不管其动机如何，作为商人，他们大多奉行“在商言商”。 　　译者在经济上依附于赞助人，但还有自己的说话权。这类关系在清末比较普遍，既带有封建时代的特征，又彰显了现代商业运作的特点。译者遇到自己不愿意翻译的原文可以拒绝，甚至对原文中内容的删改也有很大的自主权。比如，1898年总理衙门又奏准将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的大同译书局改为译书官局。每月拟拨给译书经费二千两，官督商 。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译书局，分别承担中小学中学和西学课本的编写任务，书本的挑选和编排完全由编写者和译者负责。再比如湖北在日本的留学生计划翻译出版《支那经济全书》，得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成，拨款筹办，由许季佛的一个湖北朋友陈某总管。这样，译者在选材、翻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