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的论文.docVIP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的论文 【内容摘要】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榖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关键词】理雅各；中国经典；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传异文；胡传。 　　【作者简介】罗军凤，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左传》学 　　术史及域外左传学的研究。 　　现今学界对理雅各的研究，一般从整体把握理雅各及其译作的特点，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pfister），以及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瑞德（n.j. girardot）等学者在多种语境中论述理雅各的多重身份，尤其从传教士的角度切入讨论理雅各的成就独树一帜。理雅各的英译儒家经典中《四书》《诗经》《礼记》等经典相对引人注目，而对于理雅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五部《春秋附左传》（the ch’un ts’eena）中明确地说：《春秋》文本取自《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简称“康熙《春秋》”（k’ang-he ch’un ts’eber of errata），对《中国经典》第一版中的错误有所更正，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勘误表（errata），被置于目录之后。《中国经典》第五册与众不同的是，在《春秋》经文的勘误后有三行的小字提示，据此可以知道，《中国经典·春秋》第一版的文本错误是比照“康熙《春秋》”加以改正的。 　　康熙《春秋》不专主一家，从理雅各这个旁观者看来，康熙《春秋》的去取难???理解，如果说这是一个缺少参照体系的一个外来人的正常反应的话，那么，关于《春秋》异文的疑问则完全转向了康熙《春秋》自身，《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是否有所本呢？ 　　这要考虑《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编纂背景。康熙初年便开设经筵日讲，对于《春秋》一经，基于对宋胡安国的《春秋传》“尊王”观念的认同，康熙帝特别尊崇，经筵日讲中“一以胡传为宗”[3]。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与胡安国《春秋传·纲领》完全合辙。经筵讲本则历经康 雍正乾隆三朝，在乾隆二年经过修改，方甫付梓，名之曰《日讲春秋解义》。随着清初以来科举考试中胡传穿凿附会之风的愈益浮现，以及民间学界革除胡传的呼声越来越高，清代帝王也注意到了胡传在经义阐发上的附会与妄断，所以最终刊刻之时（乾隆二年），有意识地对它原本“一遵胡传”的做法做了修改。康熙晚年，康熙帝因不满自明以来《五经大全》这等皇家颁布的科举用书专以宋代传注为准，所以主张搜集科举考试中被宋注日益湮没的各家传注，“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4]，以使士子探求经书的本来面目[5]，《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即针对胡传的一统地位做出反拨，搜采自《春秋》三传以来各家传注达一百三十四家之多，而胡传只是作为其中一种附赘在三传之后，《汇纂》使胡传之外的其他传注走入经义阐释的体系之中，而欲代替明《五经大全》对清代的科举考试发生影响。也可以说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废除了早年康熙经筵日讲（《日讲春秋解义》）中胡传的一尊地位，是康熙帝自身寻求自我完善、适应新的学术环境的一个缩影。那么，是否《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与《日解春秋解义》完无关联了呢？ 　　《日解春秋解义》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二书同为清代内府刊刻，同与康熙帝有关，二者的《春秋》文本都标示了三传异文；虽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较《日讲春秋解义》成书要早，但是《日讲春秋解义》是康熙幼年即讲习的经筵旧稿，早已成稿，只是尚未发布而已，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个文本有直接承系的关系，后者的经文完全承继承了前者。早在《日讲春秋解义》阶段，御用学者就已经标明了三传异文，《汇纂》只不过是直接移录而已。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春秋》时，参考了康熙年间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但是没有参考康熙帝的《日讲春秋解义》，自然他不知道他眼中不明所以的《春秋》文本渊源有自。到现在，问题焦点集中于《日讲春秋解义》，它的底本又出自哪里？ 《日讲春秋解义》每列一条《春秋》经文，都标示三传异文，接着罗列《左传》《公羊》《榖梁》、胡传等四家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