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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附庸与裂变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年”；女性文学；成长；叙事 　　[论文摘要]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十七年”的女性小说主要描述 “爱情——革命”对立中女性解放与成长的故事，但在革命叙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体现出从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的特点。 　　　 　　由于社会参与意识的无限膨胀极度消解了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十七年”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事实上，“十七年”不仅有女性文学，而且出现了像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众多可以代表时代最高成就的小说，是20世纪女性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相比，呈现出特异性、复杂性、隐蔽性特征，具有浮表层面和潜隐层面的多重解读性。所以，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极端社会化的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继承了生命化的女性写作传统，表现出对女性成长的倾注，并在关于这种女性成长的革命叙事中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 　　 　　一、“十七年”女性意识的全面萎缩 　　 　　在中国的封建伦理体系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女不干政”的伦理绳索将女性牢牢地捆绑在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中，女性的从属意识和附庸观念格外强烈。.cOm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地位是角色的基础，角色是地位的表现。千年不变的“女主内”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一同参与公共事物的社会参与意识，她们对政治极为冷淡，对公共事物更是不闻不问。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冲破了“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男性的附庸变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顶起了“半边天”。 “十七年”这段历史，在后来以妇女社会地位甚高而著称，但“男女都一样”这种社会实践，对于妇女的进步与解放其实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推动，女性普遍社会化，另一方面则因两性地位差异缩小，生活中“两性冲突”模糊化、弱化，精神意识方面也缺失新的批判传统性别秩序的动力。与20年代妇女解放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突显精神意识层面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不同，“十七年”妇女解放由于融入全社会解放中，女性意识的作用因政治强力的遮蔽而不显其“在场”。主流话语在女性身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男女两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经济上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性别特征情感生活的极度贬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使女作家从历史叙事的边缘跃为革命话语的讲述中心，她们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对女性性情的贬抑使女性意识无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现。这样，她们的文本中，阶级解放的现实遮蔽了妇女解放的种种困惑，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全面萎缩。 　　在无限膨胀的社会参与意识驱使下，女作家首先将自己的视野从闺室、厨房拓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玲、草明就分别以自己的中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动力》从华北的农村和东北的矿山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宽广的历史画面。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则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蓝本，描述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跨越几个时代，为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争取女性的职业地位，在传统与现实双重挑战的夹缝中倔强挣扎。此后，女作家将写作的焦点聚集在女性如何彻底压抑、舍弃“个人主义的爱情”而完成向社会运动、集体主义境界的彻底融入。宗璞的《红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大学生江玫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最终用革命置换了自己的爱情。杨沫的《青春之歌》则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揭示了旧社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必备因素。茹志鹃的《百合花》将微妙朦胧的异性情感升华为“圣洁”的军民情谊。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向人们诉说了清莲和张玉克这一对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以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故事。 　　在这样的时代写作中，统一的革命信念隐没了对女性心理、命运、社会地位的关心与思考，也使得“十七年”女性小说叙事深陷“爱情——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爱情——革命”二元对立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传统所掠夺女性的莫过于她们没有社会参与权，而革命则带来了女性参与社会创造的可能。这一逻辑演绎的结果必然是，女性的解放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因此，“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在革命中心叙事的“正轨”上往往倾注于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解放与成长。 　　在“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