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docVIP

PAGE  PAGE 10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 　　[内容摘要]区别于考察教育获得机会性别不平等的累积效果，本文考察了不同阶段教育获得机会性别不平等，检验了性别因素与家庭背景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研究表明，教育获得机会性别不平等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而减弱。城乡差异加剧了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农村居民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差异程度要高于城市居民。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将持续降低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家庭，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且随着教育阶段的深入，效果持续、唯一存在。结果表明，增加城镇人口比例的中国城市化政策、提高父母教育程度的高校扩招政策以及缩小家庭规模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对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化有贡献。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一次性分析影响不同阶段教育获得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因素，考察了不同层次教育的序贯选择过程以及选择过程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性别差异；群体差异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女性能否受到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衡量一个社会教育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很多研究就曾指出男女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来自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使得父母基于家庭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对男女的教育投入存在差异。武中哲（2008）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不平等，且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扩大的趋势；申晓梅等（2010）以2008年度“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山东省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和工资状态，结果表明女大学生在毕业半年后的就业中遭遇就业机会和工资的双重歧视。在这种情况下，贝克尔（1987）开创的新古典家庭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教育的性别其实。新古典家庭模型指出，以家庭为单位的最优化过程中，父母对于每一个儿童，存在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水平，使得教育期望收益的净现值等于家庭负担的教育成本。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别歧视，必然导致家庭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男孩的教育。新古典家庭模型推导出的理论假设得到一些文献的证实（彭松建，1990；罗淳，1991；丁守海，2011）。 　　第二，父母各自在家庭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新古典家庭模型虽然得到一些研究的证实，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在生产能力和个性特征上都不尽相同，把不同的家庭成员整合为一个同一的个体并不很合适（sehulu，1999），一些在非洲等国家的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持同一偏好的假定（MeElroy，1990）。基于这一思路，McElroy and Homey（1981）和Manser and Brown（1980）提出了一个关于家庭行为的纳什讨价还价模型。讨价还价模型把家庭决策过程看作是发生在家庭内的明显的或隐含的讨价还价过程，即假定丈夫和妻子的效用函数是分离的，当偏好不同时，就必定有一个家庭资源配置决定的机制，最一般的机制是在家庭内部存在着合作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假设每个家庭成员有一个效用函数和一个威胁点（Threst Point）。威胁点的含义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外能得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它代表了一个成员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一个成员的威胁点越大，该成员所偏好的商品就会在家庭需求中占据越强的位置。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会引起个体偏好的商品在家庭内需求量的变化，如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她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她所偏好的商品的消费。一些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资源配置中会更倾向于她们的孩子，因而母亲在家庭内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会相应地提高在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Handa，1996）。同时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中，母亲（或女性）的影响对女孩受教育的作用更大（Zhang，Kao，and Halmum，2007）。 　　在中国，虽然教育获得存在性别差异，但经过几十年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图1显示的是在1960-1990年出生的被调查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基本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1974年出生的人群男女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差距达到最大，平均相差2年以上；1975-1980年出生的人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基本保持在半年左右。教育获得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的下降趋势使有关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探讨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上。其中一个是探讨教育获得性别差异平等化的原因。关于这一议题很多学者都从国家的宏观政策或结构性因素出发来解释这个平等化的趋势。Hannum和Xie（1994）认为新中国推行的许多促进总体社会平等以及性别平等的举措是教育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