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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生老病死是人人不得不过的槛，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万众瞩目的议题。本次会议的公报最终针对这些民生问题宣布了原则性的政策，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保“双轨制”改革、延迟退休等是近期舆论热点，但面对这些挑战的具体对策还要在现实中完善。 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近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21世纪》： 你对三中全会公报在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这方面的表态有什么评论？ 唐钧： 从公报整体来看还是讲经济改革的部分比较多，讲社会保障只是在一段中讲了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就业等问题，都是一句话。总体的说法应该说和“十八大”上的差不多，但给社会保障前面加了两个定语：“公平”和“可持续”。这两个词背后的内涵很多，目前各有各的说法，很难确定报告的这两个词具体的意指。 《21世纪》： 这两个词可能含义比较多样化，不过近期媒体讨论比较多的是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以及按现行体制发展养老金未来能否满足民众养老需求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唐钧： 就“双轨制”问题来说，简单的“并轨”恐怕不是解决办法。 “双轨制”本身是不公平的，体现为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太低，现在平均下来只有1800元，多数人还不到，因为在中国通常60%-70%的人是在平均数以下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养老金不是完全用来过日子的，还要用于老年时的医疗开支，如得了大病有自付的部分。从这个角度讲，1800元的养老金确实是非常低的。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情绪和舆论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养老金标准高，但其实事业单位也不高，也就三四千块钱一个月，过日子外要预留医疗费用的话，这其实也并不高。 如果要简单处理这个问题，那就还是要继续把企业职工养老金往上提，而不是把事业单位的往下拉。事业单位里有将近3000万的教师和1000万的医生、护士，下调他们的养老金恐怕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简单的办法--我称之为“小改”--就是继续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金。 《21世纪》： 那与之相对应的“大改”是指什么？ 唐钧： 如果要大改的话，就是首先要搞一个“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到18岁之后或者参加工作之后，都要根据工资比例交这个费用，而领取时是在同样水平上领取，即与基本生活需求相适应的水平，这是可以算出来的。 之所以讲一个“水平”而不是大家拿一样的钱，是因为从城市到农村，各地的消费不一样，应该实实在在计算过上最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依此制定一个标准，从国家领导人到农民都一样，并随物价上涨而调整。 然后还有一块叫“补充养老金”，有余力者可以参加，钱多可以多投，钱少可以少投，由市场来操作。 《21世纪》： 现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都是财政支付的，这是不是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唐钧：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双轨制”并轨解决不了问题的第二个原因。 对公务员等群体来说，现在财政只需要谁退休就付谁的钱。如果说要改革，大家都要出钱，那就意味着财政不但要为已退休者支付养老金，而且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也得给其每个月付钱，他们个人也要出钱。这些可能也得财政出，假如要对事业单位的人实行不从财政出而从单位出，那就意味着教育和医疗的费用也许还会上涨。 但实现这样的“并轨”后，如果这些人的退休金标准和企业职工的还是不一样，你说现在的职工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其实不一定，很可能还是吃亏了。 所以“双轨制”并不是说简单地把公务员等群体拽到这个制度里来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要改的话，索性就按“基本养老金”加“补充养老金”的模式来，打破身份差异全部改掉。 《21世纪》： 那么可持续性问题呢？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明显化，而我国的养老金机制虽然法律上说是“统账结合”，但实际上还是“现收现付”，那么如何确保养老金未来能满足需求？ 唐钧： 最近有个学者做了个计算，说中国养老保险所积累的钱仅够用一年半，这个计算其实说明我国的养老保险本质上是“现收现付”的，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现收现付、略有结余”吧。当年收上的钱发出去，不够的政府贴补一部分，发完之后还有结余，这是职工的养老保险金。这在现在是没有缺口的。 但为什么有的人讲有缺口？其意思是单位和个人交的加起来是不够支付的，需要政府补贴。《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制度筹资由个人、企业、政府三方负担，所以现在这个模式并没有错，而且其中政府负担比例不到20%。 那么将来会不会不够？现在中国的老人有两亿多，城市职工这块只是6000多万人领养老金，其他人从理论上讲不是“新农保”就是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还有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有人算将来不够。这是显然的，因为现在就不够。那么政府要补多少呢？我们现在的养老金占财政的比例是2%多一点，即使现在的盘子翻两番，也还不到10%，那将是老龄化最高峰的情况。如果整个制度不改，我估计到那时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