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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论文 本文从深层次理论分析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立足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目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新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二、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应当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在关键时刻独善其身的基本保证。三、适时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不能陷入劳动密集型的陷阱。提升的过程会产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所需要的只是学习和人民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农业问题；启动内需；经济增长模式 　　 　　面对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理论的深层次层面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 　　 　　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在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比在农业外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 　　三十年前的改革始于农村，是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农业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十年后党中央又专门讨论“三农问题”，说明“瓶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必要从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农业发展的思路问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再一次为世界粮价的上涨所证明。农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其它部门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是不能被替代的。之所以把农业部门称为第一产业，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有了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第二产业，有了第一、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会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有第三产业。.这个序列是不能颠倒和跳跃的，拔苗助长式的跳跃只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孕育其中的靠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农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改革被迫从农村开始。在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深受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市场化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即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按照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是无限的。由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由这样的逻辑出发，发展就被理解为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囫囵吞枣地认为农村有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试图通过拔苗助长的城市化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有必要澄清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误解：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着重点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该理论假定农村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按照这样的工资水平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工业部门可以成立，旧的工业部门可以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当农村相对封闭时，各种生产要素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得。一旦打破封闭，封闭状态下的均衡也随之被打破，各种生产要素会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通过流动寻求新的均衡。在通常情况下，城市的福利和工资高于农村，于是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力会流向城市。刘易斯指出：“当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时，城市的工资却大幅度上升。这种对传统均衡的破坏导致更多的人进城或去矿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精壮劳动力成批地涌向了城市，农村几乎成了空壳。这是一种新的均衡，它只是意味着劳动力被配置到了效率更高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农业的发展更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土地被撂荒，耕作更粗放。除非农业具有新的吸引能力，劳动力才会重新返回。 　　那么，农村是否真的存在无限供给的非熟练劳动力呢?在专事研究农业问题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的逻辑里其实是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的。舒尔茨认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农民已经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效用。如果不改变技术水平，任何生产要素的流失，都会使剩下的生产要素按短边组合，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当前我国由于农村粗放劳动力的转移、耕地撂荒、影响了农业发展的现状，是支持舒尔茨的论断的。笔者的判断是农村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决不是无限供给。 　　 　　(二)对城市化的误解以及城市化的泡沫 　　按照对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于是有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两种城市化：一种是有着产业支持，有着众多企业，为了聚集企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自然形成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货真价实地吸纳一部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