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性起诉的法律规制——以美国法为借鉴的论文.docVIP

　　报复性起诉的法律规制——以美国法为借鉴的论文 关键词: 报复性起诉 皮尔斯—布莱克规则 推定报复性 起诉裁量权 防治对策 内容提要: 近年来，检察机关对于律师、举报人、记者等的报复性起诉频繁见诸于报端。报复性起诉不仅侵害了无辜者或被告人的权利，破坏了 法律 程序的正当性，还损及公诉权威，浪费司法资源。而美国较早地提出了报复性起诉的概念，并将法院监督、行业规制、内部自律和大陪审团审查相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防范、认定、救济体系。结合我国报复性起诉的特点，以美国的实践为鉴戒，建立集防范、救济、制裁于一体的报复性起诉应对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合理行使公诉权，不能仅为追求有罪判决而放弃正义职守，更不能滥用权力对公民陷害报复。但近年来，从王一冰律师伪证案，到阜阳“白宫”举报人案，再到前不久炒得沸沸扬扬的“曹县贴案”，在这些明显缺乏公诉事由的错案生成过程中，极个别检察机关都情愿或不情愿地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起诉则变成了打击行使正当法律权利的公民的手段。因此，规范公诉裁量权行使，遏制乃至消除报复性起诉，已成当务之急。而美国较早提出了报复性起诉的概念，在实践中也已形成成熟的防范、认定和救济体系，因此，研讨美国报复性起诉的相关判例和规则，可以为我国报复性起诉的规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皮尔斯—布莱克规则：报复性起诉的提出 在美国，虽然公诉人的公正执法职责并无争议，[1]但其如何行使起诉裁量权却缺少明确的尺度。.因此，一个加重指控的行为是否基于报复性的追诉动机，实践中通常很难判断。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一直认为，对于被告人行使宪法或法律权利的行为，公诉人不能通过追加指控或改变定性变相惩罚。而美国报复性起诉的正式提出和调整原则的真正建立，则肇始于北卡罗莱纳州诉皮尔斯案和布莱克诉佩蒂案。 为了遏制“刑事司法官员报复性行动的不当激励”，[2]联邦最高法院在皮尔斯一案中首次提出报复性司法问题。在该案中，皮尔斯就自白的非法性提出上诉，并成功获得了重审，但主审人仍是主持原审的法官，并且在重审后对同一事实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法官的行为是对宪法第14修正案即正当程序条款的公然违反；法官在任何情况下加重处罚，必须清晰地说明正当缘由，而且必须排除报复因素对重审中量刑的任何影响。在布莱克诉佩蒂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将皮尔斯报复性分析扩展适用于检察官。在上诉之后的重审中，公诉人起诉的罪名由轻罪改为重罪，在被告做有罪答辩后获得了实质上比原审更重的处罚。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一致认为，加重处罚违反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并侵犯了被告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最高法院却驳回了被告遭受双重危险的声请，对于被告报复性起诉的主张则采用了正当程序分析，认为并非重审中任何对被告不利的起诉变更都会破坏正当程序，只要存在新出现的或者原来不为公诉人所知的客观原因，这种变更就可能是正当的。而在本案中，作为对被告人主张宪法权利的直接回应，公诉人加重了指控，虽然没有真切报复性的证据，但存在报复起诉的可能性，因此，构成了违宪。 总的说来，皮尔斯—布莱克规则强调，除非有正当化根据，在被告行使法定权利后增加控诉和处罚会被推定为滥用权力。皮尔斯—布莱克规则并未对不同阶段的报复性起诉问题作区别对待，但波顿诉海斯一案却确立了该规则在审前阶段的一个重要例外。在该案中，海斯向法院提出，当自己拒绝控方的交易条件后，控方改为指控更为严重的罪行，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而联邦最高法院在充分考虑了诉辩交易的特点后指出，诉辩交易本身就是一个平等交换的过程，海斯在拒绝做有罪答辩前也已被明确告知可能的后果，因此，公诉人的条件不是威胁，随后的指控也没有违宪。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受国家权力构造、刑事诉讼目的观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立法部门和最高法院一直充分尊重和肯定检察部门的起诉裁量权。所以，报复性起诉的与日俱增也不能妨碍国会和各州通过立法加强而非限制公诉权力。 二、美国报复性起诉的规制 报复性起诉会因无谓的追究或恶意的追诉而侵害无辜者或被告人的权利，尤其是免受不当追诉的权利，从而破坏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并浪费司法资源。对于报复性起诉，美国现行司法体制主要通过4种遏制手段应对，即法院监督、行业规制、内部自律和大陪审团审查。 法院负有确保刑事审判以符合程序公正要求的方式进行的特殊责任。和其他公诉不端一样，报复性起诉的治理几乎完全依赖于法院的司法监督权。[3]实践中，对于进入法院审查视野的案件，只要被告提出报复性起诉的声请，法院就会推定检察官存在报复性的追诉动机，除非检察官能够证明出现了新的情况或存在令人信服的客观因素。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德温一案中，史蒂文斯大法官明确提出“推定报复性”的概念，但强调该推定应限于审判中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