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捐赠：国内外研究述评的论文.docVIP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捐赠：国内外研究述评的论文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捐赠：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引言 　　四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将全民的慈善意识调动到了空前的高点，以慈善捐赠为主要手段的第三次分配开始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其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表现出了浓厚的慈善参与热情，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慈善捐赠这一外部象征性活动中，实现对财富、权利和声望的追逐（葛建华，王利平，2010）。毫无疑问，政府是中国慈善市场的最大推手，而企业是捐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那么，政府行为对企业捐赠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两者如何在捐赠市场进行着道德和利益的博弈呢？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可以发现，在公司慈善捐赠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外管理学界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和公司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两者中，无论哪一条脉络下的研究都百花齐放。只是，相比于经济后果的大量文献而言，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略显得少。这反映出学者们对企业的行动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pbell，2002；deckop，2006）、公司规模（louis h.amatochristie h.amato，2007；stephenandrep;devlin，2004；campbell slack，2006；stephen andreorrisbartkus，2004；陈宏辉、王鹏飞，2010）、公司治理（morrisseifert，2002；hellandsmith，2006；zhang et.al. 2009； 梁建等，2010）、公司透明度（campbell，2006）、产品市场竞争（卢正文，刘春林，2011）、广告支出（zhang， zhu，2010；faris al-shubiri，2010）、税收政策（charles，2002；carroll joulfaian，2005；朱迎春，2010）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部分地回答了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逻辑，有助于加深对公司慈善行为动因的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公司特征或宏观政策的视角来寻求合理解释的，普遍揭示的是公司捐赠的经济动因，认为捐赠是企业出于广告效应（brop;andreian khilind et al．，2006；何贤杰，陈信元，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连军等，2011；唐建新，2011）、税收优惠（faccio，2006；adhikari，derashidzhang，2006； claessens等，2008；吴文峰等，2009）、政府补助（faccio等，2006；潘越等，2009；余明桂等，2010；郭剑花，2011）、产权保护（chen et al．，2005；bai et al．，2006）、行业壁垒（罗党论，刘晓龙，2008；杜兴强，2011）、多元化并购（胡旭阳，史晋川，2008；潘红波、夏新平等，2008，李善民等，2009；张敏，黄继承，2009）、相对宽松的管制（dessto， 1989） 以及较低的契约执行成本（ faccio， 2006）等行为及结果的影响。文献普遍证实，企业（家）通过建立、维护政治关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种制度缺陷的阻碍，寻求政治庇护，并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促进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业发展。可见政治关联具有 资源效应，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2）基于风险观的政治关联研究。政治关联同时伴随着风险，李维安等（2010）将其总结为：政府寻租损害企业绩效（ 尤其是财务绩效）以及增加信息风险和治理风险。fan等（2007）、boubakri等（2008）、shleifervishny（1998）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关联是政府对公司持续干预的一种手段，从而导致公司财务业绩或市场表现下降。但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企业行为的结果，并没有回答这一负面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政治关系首先是影响企业的行为，使企业的行为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偏离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从而导致业绩不佳，即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需要通过企业行为这一中间桥梁来实现（郭剑花，2011）。由此，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探索政府关联损害企业绩效的路径便成为关键。有政府关联的企业在配置企业资源时可能做出偏离市场目标的行为，比如，有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性负担（廖冠民，2010）；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了较重的雇员负担，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干预作用越强（郭剑花，2011）；政府干预影响上市公司资本投向（王立清等，2011；郝颖，刘星，2011），甚至使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张功富，2011）等。这些偏离市场目标的行为可能是企业为构建和维持政治关联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广泛关注的是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收益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