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影响的论文.docVIP

　　政府管制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影响的论文 ［摘　 要］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不同强度的政府管制政策下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形成、变迁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管制政策的变化情况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和进程。［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融资；政府管制；制度变迁；演化博弈模型；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ｓｍｉｔｈ和 ｐｒｉｃｅ１９７３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ｓｓ）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１９９４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１］。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２］。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ｅｖａｎｓ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３］；ｒａｕｃｈ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４］；ｒａｎｄｏｌｐｈ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５］；ｈｅｎｉｓｚ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６］；ｇｗａｒｔｎｅｙ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７］；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８］；ｂａｎｅｒｊｅｅ和 ｓｕｄｅｓｈｎａ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９］。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１０］；ｓｈｉｏｊｉ、ｅｓｆａｈａｎｉ和 ｒａｍｉｒｅｚ、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１１ １４］。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ｄｅｍｅｔｒｉａｄｅｓ和 ｍａｍｕｎｅａｓ、ｃａｌ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