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的全面挑战的论文.docVIP

　　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的全面挑战的论文 在国际学界对哈耶克思想的批评与挑战者中，约翰·格雷（john gray）最引人关注。在研究哈耶克思想的学术圈内，格雷是公认的权威。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耶克在生前，曾把他最后的、并可谓其一生理论探索之思想结晶的《致命的自负》在出版前就交与格雷审阅。就是这位被哈耶克本人生前称之为“对我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描述，不但完全理解了我的思想，而且能在我停下来的地方将其推向前进”的格雷，在哈耶克刚刚辞世后数月，在苏黎士召开的哈耶克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及以后，对哈耶克的思想和社会理论进行了激烈、尖刻且全面“建构主义”的否定与批判。 笔者以下仅就格雷在近几年中对哈耶克的理论挑战做一些“原汁原味”的引介，而不加任何个人评论。至于格雷对哈耶克学术观点的批判是否站得住脚，这里留给读者去评判了。 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及其认识基础均是错误的 在1984年出版的《哈耶克论自由》[1] 中，格雷对哈耶克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做了较深入的理论评述，由此赢得了格雷本人在学界的学术声誉，并致使哈耶克本人在生前把格雷视作为学术知音。在这本书中，格雷对哈耶克的赞誉之处颇多。格雷曾把哈耶克描述为一个康德主义者，还说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至深。然而，从哈耶克晚年的自叙中可以断定，格雷显然主观臆断了哈耶克理论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另外，格雷对哈耶克思想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关系的理解也是错误的。 在这部著作第一版中，格雷曾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并非常准确地辨析出了该理论的三个基本点：“看不见得手”（的演进机制）、默会和实际知识（tacit and practical knoarkets）在自由文化（环境）中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他捍卫与传统有关的屈从于市场力量的自由概念，而忽略了自由市场从许多方面改变和破坏传统，他的思想也被致命地削弱了。” 在谈到哈耶克在与中央计划体制论战上的理论贡献时，格雷还对哈耶克进一步打了折扣。他认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央计划体制的可行性并没有被任何理论——包括哈耶克对这一体制模式的理论挑战——所证否，而是被世界史实所证否了。 既然中央计划体制的可行性像格雷所认为的那样已被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实践所证否了，那么，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各国所面临的（就如哈耶克的友人迈克尔·博兰尼早在1951就指出的那样）就不再是在市场制序和中央计划模式上的选择，而是在好的还是坏的市场制序上的选择。在后一种选择上，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又有多少参考或“指导”意义？格雷直言回答道：“（the）hayekian theory spaentary markets）的情形。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制序决非是这样出现的，而是法律和政府设计的人造物（artifacts）。照格雷看来，非原始形式的市场秩序均是法律（如产权法、合同自由的条件与限制）的创造物，而非自然演进的结果。因此，格雷认为，哈耶克在市场制序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归纳（即把伴随着数百年普通法非计划发展的英国市场型构的经验，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板——这里格雷似乎自我否定了他认为英国市场是议会专制主义刻意建构之结果的观点），只会“坑害”（betrays）后计划经济各国的市场改革。 格雷接着指出，即使承认英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也没有数百年法律进化的历史自由空间。甚至即使???些国家有数百年法律进化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空间，谁也不能预计这些国家就一定会型构出英国式与普通法内生在一起的市场秩序框架来。因此，格雷认为，在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普遍缺失市场运行的法律框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建构主义的立法，才能创造出这一框架（曾任教牛津、巴黎等大学的老资格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anthony de jasay曾讽喻格雷的这一改革思路为“无马先置鞍”）[5] 。否则的话，如果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均采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的改革思路，即采用俄罗斯“粗野的”、“自发的”、“哈耶克式”的私有化路径，只会导致改革的“作俑获利者”（nomenklatura[6] ）的“寻租”，结果产生出一种“黑社会势力”（mafia）控制经济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因此，格雷的结论是，非常清楚，哈耶克的市场制序自发型构模型，只是对一个西方国家（英国）市场发展特例的“堂而皇之”的理论归纳。它对解决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今天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有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