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补贴案与中国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探讨的论文.docVIP

　　美国反补贴案与中国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探讨的论文 摘 要：协议中补贴的构成要件以及美国对华反补贴裁决理由的分析，结合我国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1 协定。该协定有32个条款和7个附件，明确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补贴提供了不同的救济方式。 　　1.2 协定首先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如果有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或收入或价格支持，并且因此给予了利益，则可认定存在补贴”。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协定的解释和应用中可以看出，补贴有三个要件： 　　（1）补贴必须是一种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 　　此条的意图在于不将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认为是补贴，只将补贴限定在提供财政资助的政府行为的范围内。专家组在“美国—限制出口”案中指出，第1.1条中对于财政资助的列举是穷尽性的。财政资助既可以是资金的直接转移，也可以是税收优惠等间接转移。 　　（2）这种财政资助必须授予了一项利益。 　　专家组在“美国限制出口”案中指出，利益和财政资助是确定是否存在补贴的两个单独的要件，不能认为财政资助直接导致利益。在“加拿大飞机”案中，专家组指出判断财政资助是否构成利益的标准是财政资助是否使得接受者处于比没有接受财政资助时更有利的地位。其中，市场是判断接受者地位是否更有利的基础。 　　（3）专向性。 　　scm协定第2条将专向性分为3种：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以地域为标准的补贴；禁止性补贴。在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中，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第2.1（a）条规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的一般情况，即如果成员方立法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某些企业，则此种补贴应属专向性补贴。第2.1（b）条列出了一种排除情况，即如果成员方立法制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其该标准和条件得到严格遵守，则不存在专向性。第2.1（c）条规定了事实上的专向性。 当适用（a）项和（b）项规定的原则表现为非专向性补贴，可考虑其他因素认定是否构成事实上的专向性补贴。 　　2 协议》第8条不可诉补贴的规定，但是由于不可诉补贴的条款失效，因此这些补贴都落入了可诉性补贴的行列，这两项有可能和前两项一样遭到可诉性补贴的申诉。 　　这些有关税收优惠的条款在法律上没有与出口实绩相联系，不违反协定第2.1条规定的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及其过渡政策明确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因此应当适用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的法律上的专向性。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抗辩： 　　（1）专向性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对“一组企业或产业”的理解。 　　scm协定中并没有对“一组企业或产业”进行进一步解释。有学者考察了gatt的缔约历史，指出了缔约方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共识，即“该协定所指的专向性是与产业专向性密切相关的。”在实践中，专家组在报告中涉及到专向性问题时更倾向使用“产业”这个词。而美国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不同，因此具有专向性是与合理的解释不相符的。 　　（2）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过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并且在执法中得以严格的遵守，符合scm协定第2.1（b）条规定排除情况。 　　我国在美国对华铜版纸案中也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抗辩。美国认为一旦认??了法律上的专向性，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是否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很显然，美国的论述是与scm协定相左的。scm协定第2.1（b）条规定，如果成员方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相关主管机关有义务对“客观标准或条件”进行调查。如果这种“客观标准或条件”符合第2.1（b）条的规定，应当将这种情况作为排除情况，认定补贴不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我国政府经常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适用不利的法律规定，还经常因为不合作进行调查面临着被适用“可用的不利事实”的危险。因此，我国在反补贴的实践中，应当一方面注重我国法律法规的合规性，一方面也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