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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的论文 　摘要“无讼”是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在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于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地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的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作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对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宽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抗，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豟，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豠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