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新传承与演变.docVIP

（中研院審判史研讀會講稿，台北：中研院史語所，2004/10/30） PAGE  PAGE 31 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 戴建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唐代成熟完备的律令体系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王朝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关于唐代法律研究，中外学术界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宋代的法律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各自依据自己的治史习惯把唐和宋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开来研究，而不是将唐宋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关注。 陈顾远先生对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演变问题，虽有涉及，但并未展开论述。参见氏著《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 这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束缚了我们的研究。学者们都注意到开元以后，唐不再修纂律令格式，用格后敕来调整补充法律，但关于唐律、令、格、式的后续问题，尤其是入宋以后的变化，却较少有人去研究。 姜伯勤先生曾提出“后开元令”课题，亦即唐开元令的后续问题，是极有启迪意义的。他在《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文中指出，“王涯的令式礼革新失败及乙卯政治革新的失败的悲剧，象征着公元九世纪末唐代盛极一时的礼与令已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的时期”。并提出中唐时期，令格式也多为新的敕令所增益,“以敕令不断登台的‘后开元礼’ 时期和‘后开元令’时期，在东亚世界享有盛誉的‘律令制’究竟有哪些划时期变化？究竟有着怎样的新的历史命运，却是有待未来研讨的课题”。 例如，学者都强调了唐律对后世的影响，但对唐律后来的变化，关注者不多。不少学者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认为宋以敕代律，律名存实亡。然律和敕究竟是什么关系？治唐律者鲜有人探究，学术界缺乏足够的探讨。本文试就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作一探讨。希望得到学界的指正。 唐代中叶以降法律形式的变化 唐代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卷六刑部。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日本近卫家熙本。 其中格最为活跃，用来修正律、令、式。开元十年（728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谴，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谴。”《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中华书局排印本。 其中提到的决杖之刑，唐律中并没有具体规定，而是规定在格中的。敦煌文书《散颁刑部格》残卷曰：“盗计赃满一疋以上，及玄诱官私奴婢，并恐喝取财、勘当知实，先决杖一百，仍依法与罪。”(日)山本达朗、池田温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资料·法律文书》，东洋文库1980年。 在唐律，赃满一疋以上盗并无先决杖一百之规定。此乃以格补充修正律。整个唐代，先后编纂过多部格，其作用即是补充律令等常法的。 唐代前期格的编纂体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对诏敕进行修改润色，二是基本保持原敕的意思，稍作更改，冠以格的法律形式，格以下有“敕”字。三是照抄原敕，不加改动。《宋刑统》附载了不少《刑部格》，其体例都冠有“敕”字，但条文后没有颁降年月。在卷十九《贼盗律》强盗窃盗门和卷二一《斗讼律》宫殿内争殴门分别附载了两条《刑部格》文，其体例没有象其他所附《刑部格》那样冠以“敕”字。或许“敕”字脱漏。《宋刑统》卷二十六《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门附载了一条《户部格》，其格文有“敕”字。《宋刑统》所附《刑部格》、《户部格》应是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如《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开元十四年九月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令以后，不得更然。’”这一敕后来于开元二十五年编入《刑部格》。《宋刑统》卷三〇断罪引律令格式门载：“准刑部格，敕：如闻诸司用例破敕及令式，深乖道理，自令以后不得更然。”其体例是有“敕”字的。而在敦煌出土的《散颁刑部格》却没有“敕”字，与《宋刑统》所附开元二十五年格的体例明显不同。刘俊文先生曾考证编号为T11T的敦煌文书为《神龙留司格》。细考此文书，每条首皆冠以“敕”字，并署有年月日，与传世的《散颁刑部格》体例形式上也不一致。刘俊文研究认定为《神龙留司格》。参见刘俊文《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会昌元年（841）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武宗敕旨：“宜依”。《唐会要》卷39《定格令》，《旧唐书?刑法志》同。 纥干泉等要求凡犯贪赃罪而判死刑的五品以上官，参照唐《狱官令》的相关规定，赐死于家。唐《狱官令》：“诸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 天一阁藏《天圣令》卷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