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docVIP

我与八十年代 2013-09-18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 近日，某周刊创刊400期，做《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的专刊，有记者联系要采访我，我谢绝了。八十年代我的经历，恐怕不是一篇采访可以完成的。而今天拿到赠送的这期刊物，倒是激发了我自己回顾的兴趣——不是因为已经到了可怀旧的年龄，而是因为目前我们对过去，无论五、六十年代、还是七、八十年代的回顾，都浮于浅表。没有一种认真反思的态度，很轻浮就可以把一个年代翻过去了。 因此，作为一个亲历者，就有责任把这种反思表达出来。 七十年代末的《人民文学》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另一小间是常务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是文革后期，1976年初复刊的，四人帮粉碎后，主编从诗人袁水拍换成了诗人李季，但编辑部人员无变化。当时，小说组组长副组长分别是许以与涂光群，诗歌散文组组长是周明，评论组组长是阎纲，吴泰昌、刘锡诚都在评论组。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我是在当作家无望的前提下，到《人民文学》的。1971年，下乡后第三年，我便不知天高地厚，自顾自趴在炕头上，日积月累，写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那时正好赶上培养“知青作家”，我就因它脱离了艰苦的农作，被“请”到了北京。当时的写作，无非胡编乱造，而文革时期，当然政治标准第一，改稿标准是“三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于是一遍遍改，只能越改越晕。这期间错过了高考，当时我的责任编辑李景峰对我：“上大学能学到什么呢？作家不是大学能培养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自学呀。”因他这个说法，我至今只有初中学历。 现在回想，那五六年持续不断的改稿，好处一是练了字——改了四五遍，培养了书写能力、书写速度；二是读了书，七十年代是苦于找不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对我而言犹如宝库，而每认识一个前辈作家，家里都有大批的藏书。我的十九世纪文学的基础阅读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我至今仍然留恋七十年代北京的空与静——知识分子下干校，知识青年下乡，毛泽东当时把几乎所有思想活跃的因素都疏散到了农村，又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到北京买火车票都必须凭介绍信。那时冬夜之北京，满城飘着蔚蓝的煤烟，似乎全城都早早就熟睡了。走进胡同里，寂寞的路灯，风吹灯影，恍惚还有回到三十年代的感觉。有轨电车在窗下驶过的声音，好像就撼动了整个城市的梦。 现在回想，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学编辑路，首先是因为我那时一天可如饥似渴读完一本书的速度。出版社里挤压了大量编辑来不及阅读的书稿，我的责任编辑就让我帮忙处理——读完写一个稿签，描述其内容及好坏。因我读得快，亦有点判断力，他就认为，“其实你是很好的当编辑的材料”。而我能到《人民文学》，则因为认识了涂光群。他是湖北人，五十年代始就在《人民文学》工作，亲历过无数名家名作的诞生。留在我记忆中的他似乎每天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一双布鞋，蓬乱着不羁的头发，黑色拎包里每天都是带回家看的稿子与书。那时候老涂住在美术馆后街，美术馆后街当时还叫大佛寺，老涂常推着自行车，带我穿胡同到他家，那是一扇极破旧沉重的大门，里面的大院里，老涂家只蜗居于一间东偏房，正房住的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张天翼先生。 ?张天翼先生的《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励志读物，于是免不了以敬仰心望那闭门的北屋。冬日一个有阳光的早晨，看到被家人推着轮椅到北屋门口一个清瘦的，经过风霜的老人。张天翼在文革前是当过《人民文学》主编的，要是不当主编，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命运。老涂说，他是在咸宁干校就突然半身不遂的。 ?那一段到老涂家，记忆最深是借书还书。文革前，作家出版社曾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的大部分，我都是从老涂家藏书中读到的。记得他特别向我推荐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查密莉亚》，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老涂喜欢那种苏联油画式描述的细腻情感，而我当时对《在路上》删去的部分充满了好奇心。那时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还未扩散，还是苏联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为审美主调。 在小说组，负责带我的是王扶，她爽直、能干，是从少儿出版社调到《人民文学》的。当时的小说组，崔道怡、王朝垠还都是编辑，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人。崔、王之后，业务能力强的女编辑就是王扶、向前与杨筠，向前与杨筠其实都是复刊时就到了《人民文学》，但王扶当时管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