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隐逸文化.docVIP

PAGE  PAGE 9 中国的隐逸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隐逸文化时常通过借用渔樵题材在绘画中来表现，指向那些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间、与万物冥合远离人世纷扰的理想生活状态，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绘画史中不难发现。通过渔樵这一形象（尤以渔纹最为多见）来表达一种隐逸情怀，通常以作垂钓状的渔父或作捕鱼状的渔夫来体现，他所连带的想像总是那样另人心驰神往，简直成为了隐士的代名词。 　　从艺术史发展角度来看，渔樵纹与隐逸文化的初次结合当在先秦时期，成熟在六朝。文学作品中渔樵形象通常以山水诗的方式体现，耕读形象则时常以田园诗的形式展开。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六朝实现了哲学、艺术、文化??自觉，镜像到艺术作品当中的描绘对象，它们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此后的历代王朝每逢乱世或遇无道之君时，抑或文人匡时救弊之才不得施展之际，隐逸思想便会重燃。 　　先秦时期的隐逸文化 　　渔翁、樵夫与采茶女、修鞋匠等称谓在词性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特指从事某一工种的劳动者，可从先秦时期他们就受到了不一样的礼遇，《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两篇文章分别塑造了渔父形象。《庄子?渔父》教导人应“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以求达到逍遥闲适、心意自得的生活状态。不是以追求某种审美为目的，而是以求得精神解放为宗旨。文中塑造了渔父与孔子对话的场景，与其说是渔父与孔子的对话，毋宁说是道家与儒家展开的关于文化的辩论，并且是以渔父为代表的道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批判。道家将批判的要点集中于儒家“擅饰礼乐，选人伦”的主张，道家认为其主张危害了人的自然素朴的天性，违背了自然之道，与道家提倡的“法天贵真”、“慎守其真”的无为思想相违背。这也成为后世道家与儒家的主要分歧所在，与《庄子》一书中批判儒家礼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说： 　　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 　　这里所讲的“天道”即是一种任自然的状态，而“人道”则是反自然，要想得到“天道”则必须反对“人道”。他还说：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f子?大宗师》） 　　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庄子?在宥》） 　　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庄子?人间世》） 　　《楚辞?渔父》算是开以文学方式来表现渔父的先河，文中言辞恳切地劝告屈原应“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消极殆世生活方式。屈原借以渔父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愤懑与不平“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文中渔父对屈原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 　　这里渔父提倡顺应自然，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有了这两篇名著的指引，为以后每当文人身怀治国安邦之策而不得以施展或逃避乱世之时，便有了理论依据，从而给之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失意文人有了效仿的榜样。实际上“渔父”题材有着更为广泛的深层内涵，约略可分为以下几种： 　　钓名的渔父―――以隐求仕的文人心态 　　钓名的渔父形象集中反映在科举制形成之前，文人入仕主要靠荫封、举荐的方式。荫封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皇室及朝廷重臣的亲属，其范围相当有限。而一些胸怀大志的自视甚高的士人往往采取以隐待仕的方式，希图以“终南捷径”的方式达到自己入仕的目的。最为典型的渔父莫过于李白在《梁甫吟》一诗中对姜太公吕尚的描写，诗曰：“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姜太公这种以隐入仕，博得钓名的行为被后世许多士子奉为学习的楷模。“渔”代表一个高古、洒脱的形象，为文人所欣羡。如唐人柳宗元《渔翁》一诗中说：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青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G乃一声山水绿。回首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份释然主要针对以取得“事君之义成，荣亲之义毕”的成功人士而言，只有他们才有这份闲情逸致，才具备这样的经济基础及闲暇。而对于正处于以隐求仕的士子而言，他们的专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及官场的变化，以期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入仕计划。 　　孤傲的渔父―――愤世嫉俗的文人心态 　　在古代文学、绘画作品中，将朝野与仕隐作为两个对立面，将个人意志的实现与黑暗政治现实作抗争的艺术形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渔父形象。正如柳宗元《江雪》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短短二十字的诗文反映的确是许多士子对于悲壮生命历程的抗争，是对黑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