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宋庄兴衰.docVIP

PAGE  PAGE 13 亲历宋庄兴衰 　　我第一次到宋庄，是1996年春节。记得那时是受批评家栗宪庭之邀，与另外几位滞留在北京的“盲流艺术家”，一起去老栗在宋庄刚刚收拾出来的“新房”过年。说起老栗在宋庄的那处“新房”，原本是当地村民荒废多时的一个农家小院，艺术家方力钧和刘炜为了报答老栗的提携之恩，合伙将其购买下来赠予老栗，也就将老栗引到了宋庄。其实，到宋庄并非老栗的初衷，而是方力钧等人为避开圆明园画家村的喧嚣，在1993年底发现，并于1994年陆续迁来的一个僻静之地。对于从事艺术批评和策展工作的栗宪庭而言，不能像艺术家一样离群索居，而需要接触大量的信息，与更多的人和事打交道。所以，老栗原来位于北京后海的房子，更适合于他。事实上，老栗在后海北官房28号的旧宅，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如果说官方美术是以美协为代表，那么，当年的地下艺术，则基本上是以北官房28号老栗的旧宅为标志。我这么说并不夸张，那时候过来的新潮艺术家，大概没去过北官房栗宅的人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栗宪庭在或是不在，他的客厅里都会挤满各色各样的人，甚至有些人还长期在他客厅里打地铺。我还记得，当时许多重要的艺术事件，都是在老栗的客厅里酝酿和策划，之后才公诸于世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在缺乏公共空间，公共意识被长期抑制的背景下，谋人谋事，就会转移到私宅或密室。我将此称之为“客厅政治”。在客厅里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以至于作出某些重要决议，上层即是如此，民间亦是如此。 　　正是因为那时候的栗宪庭跻身于时代中心，活动范围主要在城里，所以，他在宋庄的房子起先并没有拿来自己用，而是收拾出来留给一些初到北京的艺术家暂住。1996年春节，是老栗把房子修缮之后初次接待客人，算是暖房温锅。因为恰逢春节，故而，来了不少滞留在京的外地艺术家。我记得除了方力钧、刘炜、岳敏君等当时初露锋芒的“新生代”，还有王广义、毛旭辉等不少“85老将”。这些人在当时均已经功成名就，也赢得了海外艺术市场的关注。所以，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出门不是自己开车就是打车，总之，可以不为出行发愁。而我们这些尚在底层挣扎的艺术家则不同，出门只能靠“11路”，或者挤公交车。那时候，从圆明园到宋庄，还没有直达的城市公交线路，需在城里倒几趟公交车后，再到大北窑转乘去往天津、唐山等地的长途客车，一路辗转颠簸，要花去大半天的时间。我记得，长途客车经过宋庄时要停靠一站，我们下车后再步行到村中老栗的院子，还需半个多小时。总之，是费尽周折。那时候的宋庄，除了一条途经的国道为柏油路，其他村中小路均还是坑坑洼洼的石土路，而且村里也很萧条，有不少房子都已人去屋空，因为年久失修，近乎垮塌，无不给人一种破败、衰落与荒凉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一个不毛之地，艺术家为何会择其而居呢？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追溯到“圆明园画家村”，从头说起。 　　所谓“圆明园画家村”，是指1989年至1995年期间，一批外省艺术家集居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附近，由此而形成的一个自由艺术家村落。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个自由艺术家村。文人墨客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古已有之。如孔子周游列国，李白寄寓他乡等等；而南宋后期涌现的“江湖诗派”，以及清中叶出现的“扬州八怪”等等，更是仰仗于朱门与盐商，在仕途之外开拓出了一条行走江湖的生存之路。但毕竟他们都还没有完全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而大都是作为清客和谒客，通过向达官贵人投诗献艺，即鲁迅所说的“帮闲”来换取一些资助，才得以游离于庙堂之外。应该说，文人墨客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还是从清末民初，文人墨客向知识分子身份转型开始的。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中断了文人墨客通过科举入仕的进路，使得大量人才流落于民间。同时，由于门户开放，外部世界的信息开始逐渐涌入。这些新的意识形态与逐渐壮大的民间资本相结合，衍生出了不少新的知识型产业，如出版业、报业等等，从而使得滞留于民间的不少饱学之士，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在改造国民性、振兴中华的同一诉求下，除了一部分人投身革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文艺创作的职业化道路。所以，才有了北洋政府期间与民国之初，多元并举与文化繁荣的景象，有了鲁迅、茅盾、巴金等文艺家跻身于上海滩，以文艺创作为生。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抗战爆发，以及接踵而来的内战，打破了这个繁荣格局。尤其是1949年之后，一切权力归为公有，令自由创作无处安身，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才于满目疮痍中得以恢复。 　　随着1978年底中国政府开始“拨乱反正”，将社会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继而拉开思想解放的帷幕，中国步入了一个所谓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鼓励自主经营，支持个体经济的出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自由创作也开始死灰复燃，并由此而波击到整个社会，再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