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社会良心.docVIP

PAGE  PAGE 7 傅雷的社会良心 　　 　　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他翻译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外国名著，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傅雷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2008年4月7日，傅雷百年诞辰。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展开。声势浩大的规模，高水准的规格，堪称是纪念傅雷的迄今之最。 　　如今，傅雷的那些著作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作为“社会良心”的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雷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他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 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傅聪还记得，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如： 　　“若本书能使颓废之士萌蘖若干希望，人生五大问题，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莫阿罗《人生五大问题》）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意。”（《贝多芬传》） 　　 　　书生报国无他物　唯有手中笔如刀 　　 　　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1945年，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的《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中，傅雷直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1947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中，傅雷的文章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年2月，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3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4月进行了翻译，并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4月下旬的《文汇报》。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战”结束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傅雷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天下可忧非一事　书生无地孝孤忠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从政”色彩的日子，从1955年5月进入上海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开始，一直到1958年4月被划分为“右派分子”终。 　　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开始于1954年1月的家书，截止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1956年起，谈艺术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这样的情形，持续到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书暂时中断。1959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