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政治残暴化对明之影响的一点思考.docVIP

PAGE  PAGE 6 关于元政治残暴化对明之影响的一点思考 　　关于元政治残暴化对明的影响，学界已有一定认识。“过去吴晗、牟复礼、陶晋生等先生皆认为明初君主绝对专制的建立，尤其政治高度残暴化，是受蒙元政治文化的影响。最近大陆学者周良霄、姚大力、张帆等也力主此说。”然而他们对元臣位卑及元君臣之主奴关系的论证主要仅通过“大臣在朝廷之上遭受批颊、杖责之事屡见不鲜”(《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等例证来进行。事实上，元臣位卑对明的影响尚表现于薄俸制与殴官现象等众多因素上，而它们似尚未纳入学界视野。 　　 　　一、元薄俸制对明之影响 　　 　　元臣俸禄较低，故普遍拮据，甚至已难以为继，此应被视为政治残暴化与大臣位卑的典型。首先，元中下官吏普遍生活困顿。如，“(聂以道任)江华县尹……贫，非田禄无以为养”(《新元史?聂以道传》)，“(黄渭)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新元史?黄?Q传》)。所谓“今之县吏，日俸二百，一身不能养活，况父母妻子奴婢乎?”(《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可见，元中下官吏大多陷于困顿。其次，元俸禄特点使高官惨遇堪比于中下官吏。元俸禄有“官益高而俸益薄”及“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及外任九品簿尉之俸”(《历代名臣奏议》)的特点，故导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所得俸禄捉襟见肘”(《俸禄厚薄与吏治清浊》，《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的现象。再次，元薄俸制事涉蒙汉群臣，不独汉官受害，且“元代官俸较薄，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元代政治制度史》)。 　　而明薄俸制亦十分突出，可谓普遍且无理，如市舶副使(罗伦)，官俸微薄，待客时“妻子贷粟邻家”(《明史?罗伦传》)；“广西道御史刘准……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竞负无还”(《国朝典汇》卷三五)。总之，其时“小官多不能自赡”(同上)，其状极惨。同样，明大员俸禄之薄，亦惨不忍睹。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竞“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明史?曾秉正传》)。山西巡抚秦铉“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籍其家”时，“无所得”(《明史?秦纺传》)。试想，明小官无钱尽孝，乞请于邻，大员卖儿鬻女，无力养亲，如此薄俸可谓大悖人伦之常，致使作为国家股肱的臣僚群体在人格上严重缺失，故可视为是政治残暴化的典型。何况，“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可见明廷既以薄俸待大臣，又以伦理相要求，在大臣因薄俸而不得不有悖伦理时，即施以重刑，其残暴无理，可谓令人发指。 　　最后，明代薄俸制正是承袭自元，因同为汉族统一王朝的汉唐宋均实行厚俸，不会是明薄俸的渊源。“汉制官最卑者，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日知录集释?俸禄》)；“唐时，一品月俸八千……此为优尔……俸钱三师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节度使三十万”(《谷山笔麈?月俸》)；“宋一代制禄……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甚至以北汉之小，其俸禄尚远胜明，即“(明)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北汉宰相俸禄)”(《谷山笔麈?月俸》)。 　　可见汉族王朝一向俸厚，明实乃首次打破该传统。上文对汉唐及北汉厚俸的概括皆出自明人，他们正是在与汉唐及北汉对比后感叹“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同上)。故明代薄俸非袭于前代汉族王朝，必源于元。游牧民族传统上本无俸禄，而蒙元君主又视臣为奴：“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者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也就是说，货物、人、牲畜等等”(《出使蒙古记》)。如此，则他们更不会以厚禄优待大臣。明兴于元之后，自然接受其苛待大臣的传统，对薄俸制不加改动。这一蒙古元素合理地解释了汉族王朝厚俸制自汉唐而臻于宋“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的极致，却突兀地转为“明官俸最薄”(《廿二史札记?明官俸最薄》)残暴局面的原因。 　　 　　二、元殴官现象对明之影响 　　 　　周良霄先生等以批颊、杖责等例对元君主施于大臣的侮辱做了论述。然而事实不仅如此，蒙元君主系“奴隶主”，在侮辱大臣上做出了“表率”，致使元臣中地位稍高者――即高等奴仆皆对他们“上行下效”，转而殴打甚至屠戮地位更低的奴仆(实则这些低级“奴仆”亦为朝廷命官)，笔者暂将其命名为“殴官现象”，即高官不经法度擅自殴打、屠戮低级命官。 　　譬如，桑哥仅任平章，比参政杨居宽、郭佑地位略高，却极残暴地对二人进行侮辱。桑哥对杨居宽关于政务的回答不满，即“令左右拳其面”，而对郭佑，更是在“殴辱之”的同时，加以“中书之务，隳惰如此”的责骂。权臣阿合马对低级官吏的处置更是随心所欲，“外施威刑”，“有宿卫士秦长卿者，慨然上书发其奸”，即遭其报复，“竟为阿合马所害，毙于狱”(参见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