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职业态度与职业能力的关系之辨的论文.docVIP

　　试论职业态度与职业能力的关系之辨的论文 论文摘要：关于职业态度与职业能力的概念及二者究竟孰重孰轻、关系如何，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来看，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对职业态度与职业能力的侧重有所不同，但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跨越的，而是在具体的情景中有着相互的交叉和渗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职业态度与职业能力的认识终将达到统一。 　　论文关键词：职业态度；职业能力；文化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价值的普遍而稳定的根本看法、态度和标准，包括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创造、价值理想等内容[1]。它们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辨别好恶、是非、真假和积极与消极的标准，指导着感知与行为，他们通过行为和言语来表现。受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宇宙观与思维方式等主要因素的影响[2]，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观是有差别的。但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跨越的，而是在具体的情景中有着相互的交叉和渗透。以下分析从中国历史经度和世界民族维度来展开。 　　 　　一、中国历史经度 　　 　　（一）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导向下：职业态度先（高）于职业能力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整体上体现出重“仁”、“和”、“义”、“信”的特点。“仁”就是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之中，具体到职业中，要求个体无私奉献、知恩报德、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热心服务、真诚奉献等等，这便是“欲做事先做人”，职业态度先于职业能力得到鲜明的强调。.“和为贵”的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这种固化在典章制度中的条文，便是对职业态度的具体要求。对义利关系问题的具体回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从先秦儒家主张“以义节利”到宋明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3]，这种利义观反映到个体从业以及职业发展上，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可以推断即使是个体希望凭借自己较强的职业能力而获得某些“利”，首先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当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具体到职业中，也就是说，个体的诚实守信是从业的良心之所在，是个体对集体、对职业岗位忠实守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职业态度高于职业能力的价值观展示得一览无遗。 　　（二）功利主义价值观高涨的时代：职业能力重于职业态度 　　随着社会的变迁，“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利益原则走向独立，功利主义随之崛起，原因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以义统利或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利于人的道德修养，但不利于社会进步。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追求利益、特别是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义统利或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缓慢发展，甚至是贫穷落后，以至于挨打、受欺辱。早在戊戌时期，功利主义的“义利观”迅速成为维新人士的主流意识，到五四时期进入高潮，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已成为社会共识，进化论使人们相信，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动力[4]。改革开放更是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在饱受了贫穷和磨难的煎熬之后如久旱遇甘霖，处处充满热情和活力，随着西方各种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各项制度的重大变革，“能者上庸者下”的衡量标准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凭借自己的才干为自己的人生掘取了第一桶金，这让更多的人坚信一个“能者主宰一切”的时代终于到来。因为不得不承认，能力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必须具有的能够实现并确证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与价值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更是推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发展本位”[5]在实践中却让“能力本位”高高在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20多年功利主义价值观几乎达到了膨胀的地步，“职业能力重于职业态度”的论断坚定而有力。 　　（三）新型文化价值观指导下：职业态度与职业能力并重 　　市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人的一切追求、活动和关系，都应围绕在如何正确发挥人的能力上，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生存和发展。但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和展示的大舞台，能力只涉及了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的自身发展包括能力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和谐的、均衡的概念。能力的生成及发展依赖于社会性品质的发展，而且能力因素本身也并不决定一个人的现实发展和成就。造成人与人之间最终发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