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论文.docVIP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论文 章太炎曾自言：“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其中，钱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尤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中去，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 历史地看来，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发端。如吴稚晖即曾在《新世纪》撰文激烈鼓吹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3]。而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4]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并指出：“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因此，“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5]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他并且讥讽章太炎“横好古之成见”、“满肚子之不合时宜”[6]。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7]，“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8]。.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钱玄同便认为：“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9]，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10]。他还一再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11]，“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2]，持论明显与章太炎相同。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受到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刺激，钱玄同逐渐改变了对汉字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普及。由此出发，他开始倾向废除汉字的主张。1916年9月29日，他便在日记中写道：“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13]。从他后来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先声。不过客观说来，钱玄同当时公开发表的主张仍然较为平和。1917年6月1日，他曾指出：“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14]这一方面发出了提倡世界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废弃汉文的时机不成熟，“未免嫌早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张勋复辟丑剧上演了，这更是给钱玄同以强烈刺激。以此为转折点，他终于提出了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191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字之记号。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15]在此基础上，他于3月14日专门致信陈独秀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至此，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已跃然纸上。 至于废除汉字后应代之以何种文字，钱玄同也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馆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17]。而在各种外语中，他认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所以我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