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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中国科幻的兴起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科幻“诞生”110周年。这两件事深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甲午之战催生了中国科幻。 　　北洋水师的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割地赔款更震惊朝野，仁人志士开始觉醒，要在更深的层面改造中国，于是才有戊戌变法。此前在中国公众意识中不起眼的日本，因为迅速崛起为现代强国，而突然成了学习的榜样：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在文化上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并对西学有广泛的译介，中国人学习日文又比英文更容易。就这样，在中国人的现代化速成班上，日本自然地成了最合适的老师。戊戌变法虽然迅速告败，但清政府的改革并未因此完全停滞不前，而是或主动或被迫地开启了所谓的“新政”。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自己的考虑。出于对西方势力的新判断，它已不再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而将注???力转向北方的俄国。此时的东西方都在进化论的视野中，担心着白种和有色人种将有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斗争。1897年，章太炎就在由梁启超和日本研究专家黄遵宪主编的《时务报》上号召联日抗俄，指出亚洲的复兴始自日本，中日唇亡齿寒，甚至说几年前的战争是日本反对俄国威胁的必要自救。这种论调在日本同样流行。1898年，近卫笃麿公爵也在鼓吹：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注定有一场“白黄大战”，中日应当联合对抗白人。许多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支那保全”的舆论成为时髦。 　　热衷改革的中国和不断劝诱的日本，由于对西方的忧惧而克服了深深的敌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日合作新纪元。在被视作“黄金十年”的1898-1907年间，日本广泛参与到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建设中；清政府也在它的最后岁月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活力，并赢得了梁启超等爱国人士的重新支持。 　　正是这样的大时代孕育了小说在清末的勃兴，而中国科幻就萌芽于其中。 1902：划时代的一年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日军舰长为了排遣他的旅途忧闷，向他推荐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梁启超认为这种政治小说是对民族前途关系重大的文学样式。到日本后，他不但将其译成中文，还在1902年创办了《新小说》，以其富有魔力的大笔写下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以“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小说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不入流者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各路小说报刊纷纷创办。 　　为了以身作则，任公还亲自上阵，写下平生惟一一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畅想60年之后，中国已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议。此时恰逢中国维新50周年纪念，上海举办博览会盛况空前，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几万名听众开坛讲法，演说60年国史??这万国来朝的场面实在壮观，可惜只连载五回，便像任公其他许多伟大的计划一样半途夭折了。 　　此前，中国并无想象“未来”的小说。古典中国的时间总带有循环特征，其憧憬的理想世界，不是已然失落的三代之治，就是时间静止的世外桃源。只有当进化论被视为普世“公理”，铺平了时间无限线性延展的通途，“未来”才能在视野中展开，因此这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新小说》第一期还刊载了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讲述220万年后的场景：太阳冷却，人类文明凋零，茫茫大地一片冰雪；最后一对男女遍历废墟，在飞雪中相拥而死；天上群星灿烂依旧，惟有爱在寂灭中开花。这好似《星际穿越》的故事，出自法国天文学家、神秘主义爱好者弗拉马里翁。梁启超之所以从日译本翻译这个世界末日的故事，是被其中“一切皆凋零，惟至高无上之爱存续”的景象所感动。他与挚友谭嗣同一样，当时正被大乘佛教所吸引，认为中国人如果能明白死是进化之母的道理，能够感悟宇宙之无量广大和一己之身之藐小，便可克服“有我之见”，放下诸般贪恋，以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行普度众生之业，促进中国乃至人类的进步。 　　同一期上，梁启超还推出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将其作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推荐给读者。这个以科学家为主角的冒险故事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这也是“科学小说”这个概念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出现，此后，在西方和日本科幻的启发下，中国本土上演了种种“科学”与“小说”的热恋。 　　因此可以说，1902年是中国科幻史上跨时代的一年，而这一切都与日本有关。 本土第一部原创科幻作品 　　早在1886年，日本就有了“科学小说”的概念，恰与凡尔纳在法国活跃的时代相吻合。这一概念的最初命名者是尾崎行雄，有趣的是，这位日本“宪政之神”自己惟一的小说作品也是“政治小说”，名为《新日本》，且同样未完成。 　　事实上，明治时代不少政治家都创作过描绘理想世界、未知世界或平行历史的想象性作品，其中不少人又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所以任公之举很像是对他们的借鉴。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