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两首小诗比较.docVIP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两首小诗比较 引言 白居易与刘锡是中唐著名诗人，是好朋友，也是诗敌。后世常将两人并列，称为“刘白”。白居易诗内容贴近日常生活，富有人情味，语言平易自然，不事雕琢，刘禹锡有一首《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中赞他“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诗语言凝炼，气骨坚劲，白居易曾感叹：“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两人对对方诗歌风格的评价，可说都是十分中肯的。 本文通过白居易与刘禹锡的两首小诗的比较，分析二人诗歌风格的不同，并就三首小诗的评价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春词》与《和乐天春词》 白居易《春词》原诗： 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 斜倚栏杆背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 刘禹锡《和乐天春词》：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先看白诗。首句“低花树”“小妆楼”，从居所写起，字字贴合女子身份，七字之中，已有人在。次句很自然地过渡到人，正面写女子，“眉心”写神态，“春”字点题，“愁”字更是把整首诗的意思都写尽了。小诗写到这里，再想接着写人、写“愁”，几乎已无可措笔。可以说，白居易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再看第三句如何救活。“斜”字轻轻一转，由正面转到旁面，“背”字再一转，由旁面转到背面，转得何等巧妙，又何等自然。诗中所写的场面，变成了立体，所写的女子，也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不但如此，连诗人的身影，我们也仿佛能感觉得到：多情的诗人，从女子楼前走过，走出很远了，回过头来，发现女子还在楼头痴立。“栏阑”“鹦鹉”再承首句的“低花树”“小妆楼”，点缀身份。三句既有诗人在，末句轻轻一问，便水到渠成。正因为诗人是活生生的，女子是活生生的，过客与思妇，关切虽深，却要“止乎礼”，淡淡的惆怅，才像是活生生的生活。 再看刘诗。刘诗以语言凝炼而著称，首句“新妆宜面”，次句“春光一院愁”，能省的修饰都省略掉了，描写简单得不能太简单，就好像一股急流，翻山落涧，略无凝滞。三句稍加过渡，“花朵”接二句“春光”，顺势带出四句“蜻蜓”。四句“蜻蜓飞上玉搔头”，可谓神来之笔，全诗为之生色。 论者似乎一般都认为刘诗胜于白诗，如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中，便只有刘诗而无白诗。其实，细读之下，白诗显然比刘诗更有余味，也更见功力。刘诗的好处，只在末句的一个细节，想象新颖，安排巧妙。然而，按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巧”并不是最高的标准，如陶渊明的诗歌，历来评价都是极高的，但陶诗的好处，却并不在“巧”，而在“淡”，平淡而不枯槁，平淡而有余味。刘诗凭才气或者一时灵感，应该说不难写出。诗有才子之诗，有诗人之诗；倚才为诗，虽然可以惊人，却大多不能感人。反观白诗，句句平淡，句句落到实处，仿佛就是真实的人生，显然更有打动人的力量；三句四句，救转全诗，也需要极大的才力，可是却看不出刻意为之的痕迹，正如刘禹锡所言“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总而言之，白诗以“情”动人，余味深长；刘诗作为一首次韵的和诗，体现得更多的是组织文字、安排结构上的“才气”，虽然新巧，论余味毕竟颇有不如。 《杨柳枝》与《板桥路》 白居易《板桥路》原诗：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 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 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 刘禹锡《杨柳枝》： 清江一曲柳千条， 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 恨无消息到今朝。 白居易的诗歌，大多是温和型的，心有所感，便发而为诗，不加修饰，不事安排。这一方面导致他写下了不少粗率之作，为人诟病，另一方面，也让他的诗中有一种天然之致，是其他“刻意为诗”的诗人所不及的。 我们试看白居易的另外一首《魏王堤》： 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 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 这首诗，对第三句的理解，有较大分歧。一般认为，一二句是一节，写天气寒冷，景物萧条，无精打彩地信马闲游；三四句是一节，写眼前一亮，春天虽还没到，堤上的柳条已在发芽了。但笔者却不认同。这首诗，从第二句开始，意思便已轻轻一转：虽然景致萧条，却自有兴致，信马闲行，一直行到黄昏时候。三四句便解释，何处闲行，因何有此闲情。整首诗，写的是一种淡淡的闲情，淡淡的惊喜，冲融和乐，正符合白居易的性情与诗风；若以为第三句语意才转，而第四句所写，也只不过是柳枝渐渐发芽这样一个小小细节，显然转得太过突兀。 白居易还有一首《寒食江畔》，也是这样淡淡的情怀，淡淡的文字： 草香沙暖水云晴，风景令人忆帝京。还似往年春气味，不宜今日病心情。闻莺树下沉吟立，信马江头取次行。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邽明日是清明。 这首诗中，首句的“草香沙暖水云晴”，嗅觉、触觉、视觉，各般“春气味”，四面八方一时袭来，让诗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帝京”，想到自己的迁谪、衰病；五句六句的“沉吟”，“信马”，是诗人怅惘心情的不自觉的流露；由“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