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担心着，让她们看出来.docVIP

PAGE  PAGE 5 我总是担心着，让她们看出来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舞台美术,毕业以后就在一个杂志社里做服装编辑,留在了上海,在最热闹的地方租了间房子。从我家走出来,过一个路口就可以走到锦江迪生,往左拐走一站路便是恒隆广场,五分钟走到最常去吃夜宵的新旺茶餐厅,文艺青年和媒体编辑们常常聚会的咖啡馆就在隔壁弄堂里。爸爸妈妈在得知我毕业以后自己找房子住的时候,曾经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我住在淮海路的隔壁。”他们就放心了。我刚刚念大学那会儿,妈妈来看我,她陪我逛过淮海路,但是哪怕是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她都始终没有舍得帮我买下橱窗里那条贝纳通的裙子,她知道淮海路很热闹,很昂贵。 　　但是她不知道,我租下来的房子处于那无数条隐没于淮海路背后的弄堂里的一条。旧得不能再旧的老房子,楼下的厨房是公用的,木头楼梯又窄??破,现在基本都是以并没有便宜到哪里去的价格租给我这样的外乡人,大概是因为很多人像我们都觉得,这才是上海,王安忆《长恨歌》里的上海,局促,市民气,光鲜,虚荣。 　　搬家的第一天,我就在墙角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我觉得这仿佛就是一个下马威。 　　18岁之前我生活在江苏的一个小镇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哈根达斯,镇上只有一个K歌房,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也无非是跟表哥们逃课去打台球,100块钱就可以到最好的餐馆里去海吃一顿。那个小镇惟一出名的地方大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洗头房。22岁以后我大学毕业继续呆在上海,破房子的房租花费了我一大半的工资,跟朋友们去唱歌,只能够去唱最便宜的午夜场。 　　我的其他同事几乎都是上海小姑娘。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当我用家乡话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后来有一天当我挂掉电话时,我的主任假装随意地跟我说:“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小一点。”我们的美容编辑却在旁边调侃说:“外地人讲话声音都很大的。”我当时差点就要拍桌子了,但是想想算了。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华丽的昂贵的衣服,我喜欢摄影棚里面的闪光灯,我喜欢涂抹在模特脸上和身体上的闪粉,为了这些,一切都可以忍耐。 　　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穿着条破洞的牛仔裤,这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条裤子,买来花了200块,我在咖啡馆打工每个小时的工钱是12块。但是当我站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很土,我拎着个很久没有洗过的环保袋,上面还有圆珠笔油漏出来的印子,而别的服装编辑们,都穿得比我得体,她们手里都拿着酒杯,我也想学她们的样子,却做不到她们这般镇定自若。大概是因为在自助酒桌边,我分不清这种酒和那种酒的区别,那个酒保用一种标准的刻薄微笑望着我说:“小姐,需要什么?”我叫不出任何一种酒的名字,只好说:“橙汁。” 　　杂志社很小,刚刚出来,几乎没有人听到过这本杂志的名字,但是那天我看到很多大牌杂志的编辑们。她们都彼此熟悉,谈论着上次去巴黎参加发布会时,看到的听到的八卦,谈论各个名牌的打折情况,我压根插不上话,被彻底地排斥在她们之外。每天回家时,我都会经过香奈儿的店,但从来没有走进去过,或许因为害怕被人辨别出来,辨别出来我用好多个月的工钱也买不起一只香奈儿包,辨别出来我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大都市的,我是一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而已。 　　跟那些从小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女孩们相比,跟那些家境优越的女孩们相比,很多东西我都学得太迟了。比如说那个总是揶揄我的美容编辑,她说她从1998年开始就是《ELLE》杂志的忠实读者,几乎每一期都会买。但是在我家的镇子上,一本《ELLE》曾经是多么稀奇和昂贵的东西,我只有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两本过期杂志。我念不全那些服装设计师的名字,有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只是一个滥竽充数者。记得那时候看到过别人评价中国的时尚编辑们说,虽然她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最新、最昂贵、最潮流的,但是却没有好好触摸到过一只香奈儿的手袋。这说的简直就是我。 　　但是比起她们来,我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那些曾经不知道如何去念的品牌的名字,那些拗口的设计师的名字,我都用拼音一个个地标注好,我的笔记本上有所有一线品牌的明星设计师的名字,我查他们的简历,背他们的生平,整夜整夜地在网络上看他们的春夏系列,秋冬系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学校里的升学考试,一无所知,惟有背水一战。每次被朋友们带去高级的法国餐厅或者意大利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看菜单总是要看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要把那些看不懂的菜名全部都记下来,这样下次与她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能够轻描淡写地报出那些菜名来,仿佛我有多么地熟悉这些似的。丝芙侬的服务员们大概都认识我了,我去那里试用各种各样的香水,分辨彼此间细微的差别,然后回家后在淘宝上买廉价的试用装。对,我跟她们一样瞧不起在淘宝上买假名牌的小白领们,但是香水,她们能够闻到的只是我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