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岭南　大写客家.docVIP

PAGE  PAGE 4 扎根岭南　大写客家 　　回顾程贤章先生５０年来的创作经历，其作品获得过强烈反响，引起过不同争论，赢得过广泛关注，产生过普遍共鸣，这当中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宝贵经验。我认为，有几点是最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与时俱进，高扬现实主义旗帜是其长期坚持的创作基调。时代性，是程贤章作品的重要标志。即使是在早期创作当中，比较偏重于人物心灵美的刻画，渲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们还是很容易就辨别出其作品中蕴涵的时代气息。譬如短篇小说《俏妹子联姻》，写的是一个农村姑娘的爱情喜剧故事，却揭露了在政治化的生活中人的心灵的扭曲。中期之后，与我合作的长篇小说《彩色的大地》，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属于中国文坛最早、最直接反映农村“万元户”现象下被掩盖的社会秩序、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道德观念等问题的作品之一。报告文学集《从祖庙到自由神》作为一本政治人物专访集，所有篇章均从社会敏感处切入，展现了记者的睿智、灵敏以及作家的感性、深刻，通过文字在改革的年代去观照生活、干预生活，并以此作得到“两栖作家”的称号。具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青春无悔》，以冷峻的眼光审视远去的岁月中真实存在过的灾难、不幸和疼痛，长篇小说《神仙?老虎?狗》则襄助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现实生活，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人物形象。而近期推出的《长舌巷》，把视角瞄准了社会底层，描绘出了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仙人洞》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想沉淀，再次反映和反省土改运动，表现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胆识、勇气和责任。程贤章曾提出文学创作“短距离论”，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与时代同步”，“短距离反映现实”，事实证明，他坎坷的人生历练形成了他独特的洞察力、练达感，善于精深、精确把握生活，深邃、深刻认识时代，在社会大环境中营造文学世界能够处理好方向，找寻到理性的平衡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程贤章先生的辛勤耕耘为广东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开拓了一条有益的新路子。 　　扎根岭南，浓郁客家风情是其最鲜明的创作特色。客家人是自汉晋开始从中原迁徙南方长期定居的汉民系，同时具有南方当地土著人吃苦耐劳勇猛剽悍的血性，客家文化是非常有特色的民系文化和地域文化。程贤章先生从小生长在这具有独特地域风情的文化氛围中，深受熏陶并以此汲取了不可或缺的文学营养。尽管回首童年是灰色而苦难的，但在其笔下，故乡农村却依然绮丽迷人，翻阅其短篇小说感觉就是在欣赏一幅幅风情画，《清明时节》的“清明糕”，《俏妹子联姻》的“养猪场”，《老通书》的“丰收稻田”，《甜》的“甘蔗林”，《贞女文氏》的“客家祖宗祠”，都是那么充满客家情调和韵味。直至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围龙》推出，程贤章先生终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塑造“大写的客家人”的心迹，时隔几年后在长篇小说《大迁徙》中继续着自己的夙愿。经过苦心孤诣的努力，程贤章先生用手中的笔，展示了客家地区的传统历史、人文精神、风情画面、语言特色、价值观念，塑造出了兴学重教、崇文尚武、敬业乐群、艰苦创业的客家人特性，文学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兼而有之，其成就毫无疑问是客家籍作家中的佼佼者。在我看来，程贤章先生营造出的客家文学世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堪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张贤亮的“西北牧场”等相媲美。如何以突出的作家个性和作品特色，使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如何以独特的风格、地域特色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文学之林独树一帜？这是程贤章先生文学创作的成功带给广东作家的一个思考。 　　真诚地向生活学习，坚持“三贴近”是其取得突出文学成就的重要保证。程贤章先生在《我说红楼》前言中写道：“读书和写作是我精神生命的要素，我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写作；像我这样知识贫乏的作家很需要读书，就像手提电话时时刻刻需要充电。”虚怀若谷，不懈不怠，正是程贤章先生的真实写照。他丰硕的创作成果，来源于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上世纪８０年代前五年，程贤章先生在梅州基层任公社副书记，继而任县委常委，参加过经济建设、抗洪救灾、剧团整顿等棘手工作；后五年，任《风流人物报》主编，主持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院工作，在省委有关领导鼓励支持下，掀起“改革开放宣传热”和“珠江三角洲宣传热”，把文学院的专业作家引向改革大潮，还积极执笔写报纸头条，个人专访集《我看广东》不仅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文献参考价值。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退休而不言休，并坚持居住基层笔耕不辍，迎来文学创作的又一丰收期。读程老师作品，其多元化的语言风格令人击节叫好，或超然脱俗，或幽默泼辣，或朴素无华，或纡徐多姿，很好地解决了“粤味”口语与书面表达之间的障碍。而综观其蔚为大观的著作，政治、时代、人生、生活、爱情、青春等或宏大或细微的主题，纵横捭阖，均挥洒自如。我相信，深入生活，既是程贤章积累创作素材的过程，也是了解大众需求、提高认识能力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