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汉张良.doc

PAGE  PAGE 11 千古谁识汉张良 幼时读《三国》，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水镜先生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水镜先生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子房就是张良。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嘛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 “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一、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张良的功劳在《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郤。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好意思说长道短。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就是个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这两条功劳都不小。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但也只是出谋划策，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二、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留侯世家》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尤其是“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此前张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留侯世家》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汉书*高帝纪》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